党的十八大对城镇化建设作出了明确要求,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城镇化”首次单独列为主要任务,进一步凸显出这一战略的重要性。日前,在北大资源集团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上,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
记者: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平稳发展有何意义?
尹中卿:城镇化是我们未来最大的需求来源,以及未来经济平稳发展的动力所在。现在有一种说法,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的动力正在逐渐减弱,未来新的“三驾马车”——城镇化、信息化以及民生建设,有望成为推动经济平稳发展的新的增长动力。
我认为,城镇化作为新“三驾马车”的重中之重,是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增加投资特别是优化投资结构的动力所在,有望将长期依靠外需拉动经济的模式变成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拉动内需与以往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是不一样的。家电下乡等做法提供的空间有限,当农民有了电视、冰箱、空调等家电后,再增加消费的可能性就不大了。而城镇化将带动医疗、教育、水、电、交通等领域的投资,这些投资都是有实实在在消费需求的投资,与传统扩大内需的办法相比,效果将更加长久。所以我们强调城镇化将是未来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记者:我国目前有两亿多农民工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却没有真正被城市所接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项“重要任务”。为何要将城镇化和市民化放在一起来统筹考虑?
尹中卿: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城镇化,关键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长期以来,各个地方都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建设,过分地注重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张而忽视了城市人口规模的集聚,把农业的转移人员仅仅当成生产者、劳动力,而不愿意接受他们本人和家属进入城市成为市民。
当前,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很多专家统计,我国的城镇化速度与工业化进程相差15个百分点,人口的城镇化严重地落后于土地的城镇化,大量的土地已经划成了市区,但是大量的人口并没有相应成为市民,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所以我们把这种城镇化叫做半城镇化。
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出生,不可能再回到祖辈和父母所居住的农村,如何让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到城市,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阻碍城镇化的进程,甚至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记者:未来的城镇化和过去的城镇化最大的不同,就是让农民真正成为市民。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哪些质的变革?
尹中卿:首先需要创新农业人口的有序转移机制,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覆盖;例如在推进户籍和人口迁移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建议要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居住证制度,以举家迁徙的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或社保参与年限为基准,加快放开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限制,引导和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定居。此外,还需要同时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其次,要创新农业转移人口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流转机制,积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城镇内部二元结构。
再次,需要创新资金多元筹措机制,尽量满足农民变市民的资金需求。目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资金缺口大,需要从政府推动、社会参与、个人努力这三个层面共同筹措资金。例如首先需要完善财政保障机制,完善预算编制和管理,将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列入政府一般预算安排,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合理界定不同层级政府的公共支出责任,调整以户籍人口为基础的资源分配关系。设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专项补助资金,形成地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减轻流入地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财政负担。(本报记者 郭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