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汪流先生

    汪流，浙江绍兴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杰出的教育家和剧作家。1948年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中文系；1954年毕业于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编剧班；1954年至今，执教于北京电影学院，对电影文学教育倾注了毕生心血。2012年12月1日13点20分，他因急性肺部感染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83岁。他的学生张民根据记忆和访谈整理成文，为我们展现了汪老生前的点滴事迹，以此来追忆这位老电影人的艺术人生。

 我的第一堂电影课

    2012年12月5日送别汪流老师的途中，看着车窗外晴朗的天空和萧瑟的树木，我想起1993年冬天他给我们上课的情景，忍不住泪盈眼眶。那是研究生部举办的进修班，一间能容纳六十人的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大家都裹着厚厚的棉衣，求知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这时走进来一位穿西装打领带、戴黑框眼镜、显得有些瘦削的老教师，用一口浓重的上海普通话，开讲《电影剧作》。他就是汪流老师。我们被他由浅入深的讲授、抑扬顿挫的语调、漂亮工整的板书和翩翩风度所吸引。我还清楚记得汪老给我们带来的课堂片例：讲到《广岛之恋》时他特地对比影片和剧本，指出电影剧本的文字描写需要具备视听传达和暗示功能；放《猫头鹰桥事件》时，他反复拉片子让我们数镜头；他讲《魂断蓝桥》还插入了一个笑话，讲七八班的谢园在某次晚会上模仿他用上海口音讲课——“今天，我要给大家分析一部电影，‘混蛋蓝桥’”，大家顿时就笑翻了。汪老讲授的剧作理论为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让我对电影有了新的认识。这是我的第一堂电影课。

    1996年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剧作专业的研究生，师从王迪。每个学期开学、结束及节日，王老师都会请我们三个研究生吃饭，有好几次都邀请到汪流老师，想让我们从饭桌上多聆听前辈的教诲，感受老一代的风范。因此，我和汪老越发熟悉起来。当我毕业从教之后，与汪流老师打交道就更多了，尤其是2010年校庆六十周年，为了制作文学系教育史纪录片《我记得》，我特地到他家进行了一次深入访谈。也正是这次访谈，我细致地了解到汪老近六十年教学生涯的点点滴滴。

 “五一班”的学习生活

    作为后辈，我们总是对前辈的求学生涯充满好奇。汪流老师爱讲往事，又总是讲得特别生动。他上小学的时候看《桃李劫》，从此对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还一直保留着上世纪40年代的电影说明书和票根。他1948年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中文系，后因时局的变化他肄业了。1951年，22岁的汪流看到《光明日报》发了一条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招生的消息，高兴得去报考。当时的报考要求很高，要大学毕业或者至少大学肄业，还必须发表过剧本或小说。恰好他都符合，此前他曾把赵树理的小说《福贵》改编成舞台剧在苏南上演，引起过一些轰动。经过激烈竞争，最终他成为被录取的十六名学生之一，但等待他的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我们兴高采烈，坐了36个小时火车，等到了北京，说老实话，大失所望。”汪老后来跟我说，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大巴，就来了个敞篷卡车，从火车站把我们拉走，越拉越远，拉到西四牌楼的一条胡同，就是石老娘胡同。我们原来以为学校规模很大，哪知道是一个四合院！四合院过去是王爷、军阀住过的地方，这怎么能够办学呢？校长叫白大方，长得胖胖的，爱唱苏联歌曲，那个时候穷，校长连个小卧车都没有，就有一个带兜的摩托车。开摩托车的司机姓张，胖校长就坐在兜里。胖校长开学第一天就跟我们说，你们不是来上学的，你们是来参加革命的。一家伙就吓跑了好几个学生。”

    50年代是供给制，学校每年给学生发一套棉制服、两套单制服、两件白衬衫，一个月发五块钱津贴。“我们每个月就盼啊，一拿到钱马上去西四一家叫‘华宾园’的澡堂子洗澡，然后吃顿火锅。再用剩余的钱买点日用品，一天就把钱花光了。花光怎么办？就竖着耳朵听胡同里打小鼓收破烂的，我们从家里来都带了两床被，拿一床来换钱。”“五一班”唯一能讲课的老师就俩人，一位是班主任耿西，在部队里编过报纸，负责讲《情节结构》；还有许之乔，参加过演剧队，在上海戏剧学院教过书，讲《冲突》。于是学校外请了许多专家来讲课，俞平伯讲《红楼梦》，孙家秀讲《莎士比亚》，聂绀弩讲《水浒》，艾青讲诗歌，丁玲讲小说，当时艺委会主任蔡楚生和技委会主任史东山讲《电影特性》。汪流等“五一班”学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批正规培养出来的人才。

 50年代的教书生活

    汪老向我们讲述50年代的教书生活总是十分激动，“那时不像现在有那么多教材可以做参考，教学那个苦啊！苦到什么程度？我给你说个笑话。我当时刚留校，院长就让我开一门《语法修辞》。我一听吓得都快晕了，我学的是电影编剧，哪会《语法修辞》啊！院长一摆手，‘工作需要，你就别客气了。’学生都是从各个岗位上调来学习的，比我年岁大，而且马上就开课。我实在没有办法，我的同学张天民帮我想了个办法，他高中老师向锦江正好在北京市教育学院当老师，讲《语法修辞》。‘你去听他的课，回来就可以给你的学生讲！’于是我开始了听课和讲课的循环。有一次，向锦江病了，停课，这下子要命了，我讲什么？于是我也‘病’了。”汪流的这段往事俨然成了传奇。

    1954年电影学校成立文学教研组，由许之乔任组长，手下只有两个“兵”，其中一个就是汪流。后来学校为了加强文学教研组，把摄影系的沈嵩生调过来了。“许之乔先生和我们之间有点像旧时师徒的关系。他要是有什么生活上的事情需要我们帮忙，我们跑得欢着呢！他人非常好，三天两头地请我们几个老师‘打牙祭’。”说起那时候“蹭饭”的经历，汪老显得很兴奋。每次回忆起来他都说，别看那时候生活艰苦，大家在一起关系特别好，很亲，就像个大家庭。

 个人的创作遗憾

    汪流1954年毕业时并不想留校当教员。“我之所以读电影学校，就是想到上海制片厂当编剧。可毕业那天，电影局人事处找我谈话让我留校当老师。我为此闹了很大的情绪。后来人事处长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愿意留校’，我回答‘我学的是编剧，不是学教育的’，我们俩辩论了半天，最后他问了我一句话‘你是青年团员，是不是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就这一句话把我卡住了。虽然还不大情愿，我还是留下了。”

    汪流留校后，仍然怀抱创作的理想。50年代，何占豪和陈钢写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非常轰动，汪流动了心，利用暑假去上海音乐学院住了两个月，和何占豪、陈钢聊他们的创作历程，写了个电影剧本《为谁》。“剧本写出来我挺得意的，给领导看，没隔两天领导把我叫去，让我好好教书，于是我的剧本就这样放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弄丢了，现在连底稿都没有。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教书就要好好教书，不能分心去写剧本、拍电影，我到现在也不理解，为什么不支持教员去艺术实践？艺术实践多重要啊！”

    汪流经常讲的片例是《魂断蓝桥》，但相对于戏剧式的电影样式，他更喜欢散文式，因为意味比较隽永。他改编的《哦，香雪》（1990年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曾荣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国际儿童及青年电影中心大奖”）就是按照这样的风格来把握的。故事很简单，写了一个敢于去想象大山之外的世界的姑娘。没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却通过香雪表现了人类美好的天性，它纯净，使生命有所附丽。

 教学经验薪火相传

    从1954年到2012年，五十多年来，汪流一直活跃在讲台上，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也在电影理论领域进行耕耘，论文专著约470万字，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外电影界有较大的影响。

    很多学生喜欢上汪老的课，我向他请教其中的诀窍。他告诉我，最重要就是自信。他举了个例子，戴锦华当年给他当助教，第一次上讲台前，他陪着她走到教室外，“你要是有自信，就从前门进去上课；如果没信心，就让老师讲这堂课。”戴锦华答“有信心”，于是汪流从后门进去听她的课。“讲得特棒！”说到此处，汪老流露出欣慰的表情。汪老还有几个诀窍：对课堂内容烂熟于心；要有松有弛，掌握节奏，时不时穿插几个笑话；对不同学生区别对待，研究生懂得多，节奏要快一点，对本科生要有耐心，讲得细一点。汪老说：“我觉得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它值得研究的问题挺多的。我们都不是教育学专业的，只能靠在教学实践中慢慢摸索，才能越讲越自如。”

    汪老有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都是讲学记录，有几十页之多。从1954年任教的第一个班算起，截至2010年7月，他统计自己教过的学生总计27794人。他的细心让我惊讶，这个庞大的数字更让我震撼！他自豪地说：“有人说，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不过七十二。可是我有两万多学生，贤人决不止七十二。我第一批学生里就有刘国典、谢飞、郑洞天、周登富……这么一代代教下来，你们说里面有多少贤人？这些学生是我最大的财富！我教书到现在已经五十六年了，希望能突破六十年教龄！”2012年上半年，汪流老师还在继续为进修班上课。文学系在5月份举办“毕业生新作展映暨教学论坛”的时候，还特地邀请他作为毕业生代表在开幕式上致辞，他清晰的思路、旺盛的精力、文人风度和极富感染力的讲话，让全场掌声雷动。我当时心想，汪流老师这么健康并充满活力，六十年教龄的心愿完全不在话下了。没有料到，这位睿智、乐观、阳光、充满童心、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前辈、杰出的教育家和艺术家，却突然离我们而去。一想起来，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我们永远怀念汪流先生！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