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老总”的四个侧面

    12月15日，中国航天痛失巨擘。“中国航天四老”中的“屠老总”，“两弹一星”元勋屠守锷辞世。斯人已逝，人们无法写尽他辉煌的每一个瞬间，然而，哪怕仅是片段，也足以令人心生敬意。

 热血

    “锷”者，刀剑之刃。

    屠守锷，无愧其名。

    他一生几多转折，研究方向也几经变化，而“热血报国”，是他一生不变之魂。他早年专攻飞机制造，源自少年求学时，目睹日本军机对上海的狂轰滥炸，骨肉同胞的惊恐与无助。鹰击长空，驱逐外侮，他暗自努力——考取清华，专攻航空；负笈北美，攻读麻省理工；硕士毕业，受聘美国飞机制造厂积累经验……向着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抗战胜利，他立即辞去工作，辗转归国，皆因一颗报国心。

    1957年，屠守锷应聂荣臻元帅之邀加入国防部五院，参与研究我国第一枚地空导弹和地地导弹；担任我国首枚洲际战略导弹总设计师；出任长征二号火箭总设计师；发展火箭捆绑技术，攻克结构动力学难关，为我国大推力火箭奠基……从造飞机到造导弹，再到研制火箭，屠守锷晚年一言以蔽：“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国家事业重于一切。”

    理想践行，令人感佩。

 笃定

    “屠老总”不服输是出了名的。对自己心爱的事业，他执著笃定。

    1960年，前苏联撤走专家，中国导弹研制一时面临困境。对此，他只有一句话：“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逢难益坚，青云之志立现。

    1962年，他接手主持设计我国第一枚中近程导弹。此前，该型导弹首飞遇挫。“关键是要吸取教训，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他迎难而上，带领科研人员走出痛苦和失望，在两年后，实现了该型导弹连续八次试飞成功。

    1966年，新型号研制。与屠守锷共事多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回忆道，当时，屠守锷在排查问题时，发现少了一颗极小的圆珠子。怕这颗珠子掉在导弹里，屠守锷带头趴在地上找，直到在车道沟里发现这颗珠子，才算作罢。百天测试，他累到便血。

    即便在“文革”浩劫之中，导弹依旧是他的“心尖尖”。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他不以为然，始终铭记着自己是我国首枚洲际导弹的总设计师。哪怕是在批斗大会上，他也不忘带着笔和纸，计算着洲际导弹的数据。任别人在台上口沫横飞，他笑骂由人，安之若素。

    生活中的屠守锷，也是如此。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习练太极拳，数十年如一日，每天按点，坚持不辍，直至晚年一次摔倒导致行动不便才被迫停止。

    非此执著，安能成事？

 寡言

    同为“中国航天四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性格各异。其中，“黄老总”与“屠老总”反差最大——“黄老总”性格外向，工作之余，为下属讲笑话、变魔术是他的两大“绝活”；“屠老总”则性格内向，攻坚克难往往独自陷入沉思。

    “‘屠老总’说话往往言简意赅。”“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学术研究部部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究员谭邦治有例为证——一次，“屠老总”打电话给一位科技人员。“屠。”自我介绍只有一个字，随后下命令：“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图？”这位科技人员一头雾水，但听出是“屠老总”的声音，不敢多问，只好琢磨着带上“屠老总”可能要的图纸匆忙赶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屠守锷却是一愣：“你抱着图纸干什么？”“不是您说‘图’吗？”一场“乌龙”，让人忍俊不禁。

    在人们的眼中，“屠老总”是一位典型的“学究”，性格耿直，从不在乎所谓的“人际关系”。不熟悉他的青年人，往往心生敬畏。但相处日久，便能感受到他心中的炽热。研制“长二捆”，由新一代担纲，屠守锷转为高级顾问。“这些年轻人经过多年磨练，长期在一线实践，是完全值得信赖的！”话依然不多，但让人顿生暖意。

    外冷内热，学者本色。

 情深

    “屠老总”是中国航天的第一代创业者。和很多老一代航天人一样，无暇顾家。然而，每有余暇，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永远是天下最慈爱的父亲。每当孩子们与母亲发生争执，他绝对“立场坚定”——“毫无原则”地站在孩子们一边。他夫人晚年患有较严重的心脏病，而当时身体尚很硬朗的屠守锷总是尽可能陪伴在老伴身边，坚持每天亲自到单位的医务室给老伴换氧气瓶。其情之笃，令人动容。

    屠守锷情深，不仅及于亲人。尽管并没有太多家产，但在1998年，他一下子拿出30万元私人积蓄，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立基金，奖励那些“贫而有志，穷且益坚，愿意改变祖国和家乡面貌；生活朴素，乐于助人；学习态度端正，有追求真理勇气”的学子。他把这个基金起名为“宏志清寒助学金”，一如其平时说话般直白爽利。老人一生与“扬名”、“作秀”绝缘，十几年来，很少有人知道基金的捐助者，竟是这位“两弹一星”元勋。

    行胜于言，大爱无名。（本报记者 詹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