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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12月17日 星期一

    《一九四二》的意义

    作者:王 田 《光明日报》( 2012年12月17日 14版)

        “当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的时候,我的家乡发生了吃的问题。”电影《一九四二》就这样开场了,然后全片都是吃的问题,为了找吃的,一千万人流离失所;因为没吃的,三百万人饿死。

        有人说,冯小刚在消费苦难。他接连碰触了两处民族创伤:唐山大地震和河南大逃荒。但是,碰触灾难的目的不是为了记住和怀念吗?若不是这部电影,我们真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民族在1942年吃过的苦,以及更多还未被呈现出来的苦。柏林市中心屹立着一座被削掉“头颅”的威廉大教堂,“那颗头”在二战时被盟军炸毁,德国没有重建或修复,即使在视觉上与旁边现代感十足的奔驰大厦不协调,即使在心理上引发出一段罪恶与创伤并置的历史。就是为了警醒和记住,德国让断头教堂触目惊心地站立至今。关于二战浩劫的电影层出不穷、历久弥新,各个国家以各种角度进行了回忆和触摸,几乎形成了一个专有类型——二战电影。其中,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波兰斯基的《钢琴师》,更是前所未有地将犹太人受难史诗推到世界面前。而1942年发生在中国河南的大逃荒,即使身为这场灾难后代的原著作者刘震云,亦在长达32年间一无所知。这正是这部电影的珍贵和可敬之处,它从一个缝隙进入,力图完善这个民族的记忆,而一个毫无商业性、票房也不会太好、还要在荒郊野外的尘土与寒冷中浸泡半年的拍摄,本身也是一场吃苦。

        刘震云在1990年写下《温故1942》,冯小刚在2012年推出电影《一九四二》,这样的时间沉淀也让一场灾难中的方方面面得以适度再现,蒋介石以及他的战区指挥官、河南省长、美国记者、传教士、日本军队、大批逃荒难民,各种势力错综纠缠。在《唐山大地震》中,冯小刚对生命选择的原罪用一种讨巧的方式救赎了,但是在《一九四二》中,他多了客观与内敛,退到镜头后,努力让真相说话。旱灾、蚂蝗、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国民政府的军饷,都在“吃”着难民的食物,而求生中吃人、卖人的不堪与荒诞,被电影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处理了,所以你常常听到影院里的笑声,但心里的悲凉在走出影院后也无法消退。无力抵抗的国民政府,洞悉意图的日本,共同形成政治真空,使三千万人口的河南成了被上帝遗忘的角落。直到美国记者用照相机拍下惨剧,救济粮才下发,还被腐败官员争抢,于是直到影片结束时,“吃”依旧是个问题。

        吃,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一直以来的问题,教科书上说的地大物博,需要换个角度看:从黑龙江漠河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线,这条线的右半部分土地养活着左右两边的全部人口。但《一九四二》中吃的问题远比这复杂,这也成为这部电影的困难和弱点所在,各个阶层、身份的人一一出场,线索多而乱,如张涵予扮演的神父想借天灾之机传道的那条线无因消失,而这条线删掉亦无妨。加之灾难场面过多,音乐风格保守,镜头语言中规中矩,使得两个半小时的观影有些疲惫。

        不过,一群实力派演员用一份坚实的群像戏调节了疲惫。扮演河南政府主席李培基的李雪健最见功力,将一个夹在乱世与天灾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良知与官场之间的心态尽显在眼神、嘴角中。扮演美国记者的亚德里安·布劳迪非常精准,只是篇幅有限,稍嫌可惜。不知是选角的巧合或有意,布劳迪曾主演过表现二战犹太人受难史诗的电影《钢琴师》,并以此片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奥斯卡影帝,而《一九四二》与《钢琴师》的故事年份相若、题材相若。此外,张国立扮演的东家、张默扮演的长工、徐帆和冯远征扮演的贫贱夫妻、范伟扮演的火夫、陈道明扮演的蒋介石,共同造就了这部电影在表演上的精彩。而刘震云的编剧使得台词具有一种文学特质,蒋介石、李培基等高官的文白相间,底层百姓的俚语方言,都精心写就。

        对于贺岁档,《一九四二》有些沉重。但是对于民族记忆,《一九四二》是部严肃的好电影。这个开端,也许会带来许许多多被遮蔽、被遗忘的历史,而失却记忆的民族,如同失却记忆的人,灵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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