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堡见证张库商道兴衰

    张库商道是张家口通往库伦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贸易之路，全长1400多公里，作为贸易往来之路在汉唐时就已开通，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频繁，至明朝时，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民国后渐渐衰落，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如今，张库商道研究已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HB12YS045）。

    张家口堡位于张家口市桥西区，在这片众多有据可考的古代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茶楼——康熙茶楼，以及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商号旧址。康熙茶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张家口誉满海内外的四大茶庄之一。范永斗的世祖、太仆寺郞范毓髌为二品官，直供军需，包括马匹、粮草和茶叶等，属清代朝廷随军商家。范氏家族在清朝二百余年间，是既有势力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井的名门望族。其时，范氏家族在福建武夷山拥有茶山五千亩、茶场五座，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屯，一手包办，财权均非同一般。

    从乾隆年间始，山西商人常万达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年）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二十年（1840）增设大泉玉商号，同治五年（1866）又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1879）再设独慎玉商号，包括原来的大德玉，形成了常氏“玉”字五连号共同进军恰克图的格局。在众多贸易项目中，茶叶是支柱项目，常家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奠定了山西常家的家业与声名。

    契丹族是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漠、往来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日常饮食以牛羊肉、奶等食物为主，因为饮茶在溶解脂肪的同时，也补充了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所以自从茶传入游牧民族区域后迅速被他们接受，视茶如同粮食和盐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对茶的依赖更甚于产茶地的汉族人。南方同契丹族的贸易关系中，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辽的疆域面积辽阔，几乎包括了黄河以北的全部，还有今天俄罗斯的少数地区。据研究东方茶叶贸易的美国学者艾梅霞考证，最早将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的就是契丹人。

    据考古史料证实，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与贸易联系。契丹人把茶叶传播到欧亚和中东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它为此后沿袭千年的北方茶叶之路播下了种子。据史料记载，公元978年吴越归入宋朝后，契丹族的茶叶主要来自宋朝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这一时期，契丹人大多数是通过榷茶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叶。

    到了宋辽时期，本来是双方贸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战马声嘶鸣了几十年，严重阻碍了茶叶贸易的发展，但在当时，茶叶对于契丹族来说惜如黄金。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辽双方才签订了“澶渊之盟”，就“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达成了共识，辽人以牲畜、谷物、织品换取宋朝的茶叶。“澶渊之盟”让两族交善，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汉人向契丹人进贡，茶为贡项之一。茶贸、茶贡使茶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后不久，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宋又废榷茶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随便买卖了。应该说“澶渊之盟”既使宋辽两国得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机遇，从此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真正地兴盛起来。

    宋辽之后，南北茶叶贸易在经历了金、元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以后，又一次出现了危机，南北通畅的茶叶贸易通道因蒙汉相争再次燃起烽火。明朝建立之初，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控制和制约蒙古等民族，明太祖朱元璋在唐宋两朝实行茶叶垄断体制的基础上，提出用茶叶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以茶驭蕃”、“以茶治边”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明朝采用以茶“赏蕃”和垄断贸易式的“茶马互市”，以期达到固边富国的目的。明朝郎瑛就曾说：“戎人得茶不能为我之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惟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蕃不敢扰我边境矣”。

    明朝在“茶马互市”中推行“贱马贵茶”的不平等交换，以垄断马的价格来获取大额利润。在宋代，一匹良马可换名山茶350斤：《明太祖实录》载，到明洪武时期“上马给茶80斤，中马60斤，下马40斤”。不仅如此，明朝还时常借战事或其他理由来关闭茶市想控制北方各族，却因此加重了双方矛盾。明嘉靖以来，蒙古俺答汗父子多次向明朝申请增开茶市，广开双边贸易，但均遭明朝拒绝。据《张家口明代纪事》统计，从嘉靖元年到隆庆五年的43年间，蒙古俺答等部犯扰大同、宣府、怀安、蔚州和赤诚就达70余次之多。

    这一时期，宣府、张家口一带人民生灵涂炭、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双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边关不稳，严重影响了明朝的政权统治，开启互市、稳定边关已是迫在眉睫。而最终改变这一切的，竟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问题引发矛盾，愤然带十几名亲信投降明朝。在政治、经济、社会、亲情重重压力下，俺答致书明朝请求封贡言和，同时请开互市，不久又派遣使者请求封号。第二年，明朝下诏书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特派专使答谢，发誓从此永不犯边。同年，明朝终于同意在张家口开设互市，互通有无。

    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张家口茶马互市的设立，标志着横贯欧亚大陆的张库商道诞生，它在中外贸易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张家口堡这个最初为长城屯兵而建的军堡（公元1429年），从十六世纪开始，渐渐发展成为欧亚贸易的货运中枢及中原进入草原的起点。张家口这个名字蒙语叫（Kalgan），再早还被叫作（Chuulalt Haalga），意思是“聚集的门”。自此，张家口这座“聚集的门”，依托欧亚贸易中枢的地位而带来繁荣，迅速从普通的边关小堡变成了中国北方一座新兴的贸易之城。

    张家口堡很快从四面八方聚集了来自山西、京津等地的汉族、满族、蒙族客商，以及来自欧亚、中东各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客商，这些因素成就了张家口堡中外通商贸易的历史地位，也造就了张家口堡四方杂处、民风多样的特点，这种看似没有特点而又各具风格的元素重合在一起，经过岁月的沉积，反而形成了张家口堡特有的文化现象，这恰恰是张家口堡地理和历史独特的展现。

    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张库商道的兴衰史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无疑，这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