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的春天，来了吗？

    10月28日，首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在温州揭晓；11月29日，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颁奖典礼暨短篇小说创作高端论坛在淄博举行；12月7日，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落户杭州。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全国性的短篇小说奖评选接二连三，近十几年在小说创作领域愈加边缘化的短篇小说，正在获得更多人的关注。

    然而，对短篇小说来说，现在还不是春天。

    短篇小说遭受冷落为哪般

    以短篇小说雄踞文坛的中外作家不胜枚举：契诃夫、马克·吐温、普宁、杰克·伦敦、欧·亨利、川端康成、蒲松龄、鲁迅、郁达夫、沈从文、汪曾祺等。而一大批在今天已经成名的作家也无不从写作短篇小说开始，如王蒙、余华、苏童、韩少功、王安忆、莫言、张贤亮、贾平凹、刘震云等。

    尽管如此，近十几年来，短篇小说在国内越来越边缘化，却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短篇小说的舞台不大，所以作家在起舞的一瞬，身心要在最佳状态，既要有饱满的激情，又要有气定神宁的气质。”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获得者、黑龙江省作协主席迟子建认为，短篇小说创作对作者的要求十分高。

    同为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获得者的青年作家付秀莹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最能考验作家艺术才情的是短篇，它可以作为衡量一个作家艺术能力的重要或首要标准。”由于篇幅限制，短篇小说无法藏拙，万把字内，闪转腾挪，一招一式都容不得分毫懈怠和差池。

    越短的作品，越需要有艺术鉴赏能力的读者。中国小说学会会长、文学评论家雷达说，在看长篇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理解这里面集结的人类共有的经验和要素，但看短篇的时候，需要调动想象力，因为短篇提供的大多数是短篇作者的个人经验，而这个经验的差异化，往往超出人的想象。

    除了短篇小说自身的创作难度和所要求的鉴赏能力外，导致短篇小说受关注度越来越低的因素还有很多。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文学日益陷入世俗化与商业化的泥淖。就市场而言，影视剧的改编对文学作品的再生产，或者说对其生命力、影响力的扩大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短篇小说很难被改编成影视剧，而中长篇小说被改编的机会则大得多。没有电视等传媒的助力，短篇小说的发展随之放缓。

    此外，一些具体问题也在掣肘。“出版方面，长篇小说可以单独出版，而短篇小说的发表大多要依靠报刊。由于市场化的冲击，纯文学刊物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只能把版面留给‘分量’更重的中长篇，报纸副刊现在也更青睐散文、杂文，总之，留给短篇小说的空间越来越小。”迟子建说。

    此外，文学界的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也很让人头疼：作家如果没有长篇，就显得自身分量不够，在文坛上立不住脚。“所以，不少人短篇一写得好些，就立刻转向了长篇，有些初入文坛的人更是直接写长篇。”迟子建说。

    写短篇小说是“奢侈行为”

    在这个喧哗纷乱的时代，短篇小说越来越寂寞。这种情况下，选择写短篇小说其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这要作者做出一些牺牲。作为首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和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的共同获得者，阿乙对此感受颇深。

    阿乙写过不少短篇小说，而且写得很慢。阿乙说，自己一般在周末写作，一周也就写两三千字，一个月才能积累一万字左右。

    虽然写好一个短篇，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调动自己，但作者的付出与收获，现在却不成正比，稿费低得可怜，作家光靠稿费没办法谋生。“稿费还是按字数计算，一个短篇也就几百元到一千多元。”中国煤炭作家协会主席刘庆邦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比较高产，现在一年大概能写七八个短篇，不过说起稿费，掐指头都能算出来。

    2008年，作家苏童出版了他的五卷本短篇小说集，那时他就把短篇小说称为“奢侈的题材”，说写短篇把他写到差点儿揭不开锅。苏童算过一笔账：他的一个短篇得花半个月完成，一年顶多写十篇，这些短篇小说的稿费往往是一次性的，通常一篇只有500块。上世纪90年代中期，苏童还在坚持写短篇，可总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东西了，在很多人眼中，似乎只有中长篇才是拿得出手的作品。

    除了稿费过低之外，短篇小说在文学期刊上所处的位置也十分尴尬。过去，短篇小说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数量多，还经常位居头条的醒目位置。现在这种情况少之又少。据《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介绍，近些年《小说选刊》的头题从未选择过短篇小说。这从侧面证实了文学期刊界对短篇小说的态度。

    “即便是如此‘奢侈’的创作，现在的读者也越来越不买账了。”在海南省作协主席韩少功看来，在新闻资讯业空前发达的当下，好看的故事不在小说里，而在新闻媒体上。现在很多新闻报道的人物形象生动、故事性极强、语言也不比小说差，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每天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因此，“小说尤其短篇小说对读者注意力的吸引在不断降低”。

    深邃典雅的精神需短篇小说来保存

    不管短篇小说的现状如何“凄凉”，但对一个作家来说，写好短篇是特别重要的基础训练，却是业界共识。正如雷达所言，对一个作家艺术表现力的训练，短篇往往是最严酷和最有效的。可叹的是，现在有一种长篇小说的盲目崇拜症，不少人以为只要会编个好故事，能触及社会问题，暴露一番内幕，无论文本多么粗糙，叙述多么平庸，语言多么寡淡，行文多么直露，就是大作品了，有的人还以大作家自居。

    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得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毕飞宇，写过几部优秀的短篇小说后便转向了长篇小说，数年后，当再次开始短篇小说创作，突然发现“关于短篇小说的生理记忆消失了”。他把一部短篇小说写到一万五千字时，还感觉“没开始”。这时，他才意识到好友迟子建当初“千万别放弃短篇小说，只写长篇，不写短篇，人就废了”那番劝诫的深刻含义。

    短篇小说对于文学的意义同样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讲，短篇小说达到的高度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学所达到的高度。”雷达认为，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和倡导短篇小说的创作，因为短篇小说可以使传统的、典雅的小说精神保存下来。当下中国的小说创作正悄然发生重大改变，这个改变就是把娱乐性和消费性作为动力，典雅的、深邃的写作逐渐在被淡化，而这恰恰是短篇小说最核心的东西。

    针对新闻业的日益发达和短篇小说创作面临的冲击，韩少功提出了“陌生化”的概念。他认为，主体陌生化，是新闻业高度发达以后，作家们更应重视的看家本领，体现于审美重点从“说什么”向“怎么说”的位移。在成熟的小说家眼里，这个世界永远充满陌生感。

    （本报记者 韩业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