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制度困境”的影响与启示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这是在认真总结我国制度优势、充分认识西方制度劣势基础上得出的深刻见解，符合客观实际。今天刊登的这篇文章，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对西方的“制度困境”进行深入剖析，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借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问题全面显现，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弊端在危机中的集中放大，其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制度困境”。这既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影响，也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

    西方“制度困境”的主要表现及其形成原因

    当前西方遇到的麻烦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其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性。在伊拉克、阿富汗等进行的所谓反恐战争，拖延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早该进行的内部制度调整和改革，进而导致金融危机爆发蔓延，资本主义弊端全面显现。

    1.经济领域：金融资本恣意横行，债务赤字普遍超标。近20年来，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随着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资本无孔不入，而政府监管又严重不足，法律法规漏洞百出，资本的贪婪以极具破坏性和不可预料的方式对整个经济造成了系统性损害。美欧经济困境的另一表现是，各大经济体都深陷债务泥潭，难以脱身。2011年5月，美国国债触顶，创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占GDP的100%左右；2011年8月，美国财政赤字高达1.23万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同样，其他西方国家也不堪国债重负。庞大的债务负担弱化了货币政策选择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导致各国政府因各方掣肘而踌躇不前，各国经济复苏前景日益复杂。

    2.政治领域：选票至上原则主导下的“民主异化”现象日益突出。表现在：政党斗争构成了政治运作的主旋律，票选民主成为西方民主挥之不去的阴影，政党集团为拉选票，一方面在政党之间展开白热化的斗争，另一方面为争取选民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政客们从个人政治利益出发，一味迎合民意，漫天许诺，从而造成政策短视，导致缺少公共精神的民主，政府不得不寅吃卯粮，罔顾偿还能力大肆举债，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金钱政治严重腐蚀了西方民主的肌体，政客们要赢得选举，必须有财团提供资金支持，当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相互交易，并臣服于资本力量时，不仅会导致政治腐败，还会使资本处于无监管状态，并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不公日趋严重。

    3.社会领域：福利改革举步维艰，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二战后，欧洲大多数国家逐渐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核心、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依托的福利国家模式。但是，这种高福利、高保障的社会政策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金融危机导致各国不得不削减福利开支。目前，欧盟平均社会福利开支接近GDP的30%，远高于美国（16.3%）和日本（19.1%）。巨大的福利费用不仅扩大了公共支出，推高了公共债务水平，造成高税收和高成本，使其在全球化竞争中渐失区位优势，同时还挤占了科研、教育等投入，造成创新乏力、经济增长缓慢。过度的福利待遇也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企业和社会的创新进取精神，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倦怠情绪。普通百姓在高福利的保护下害怕变革，日趋保守，转而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紧缩政策，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矛盾激化，民众不满情绪上升。

    4.文化领域：知识分子的独立文化空间受到空前挤压。跨国媒体垄断公共舆论，市场化媒体塑造知识分子，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却被舆论边缘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由于公共舆论被媒体垄断，媒体与政治权力结合，迫使知识分子与媒体妥协，媒体成为控制知识分子的力量，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与企业合作、与媒体合谋，从而导致研究的自主性与公共舆论发生断裂。当市场掌握了舆论以后，市场经济变成了市场社会，市场原则变成了社会原则。这就是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它反映的是西方国家深刻的文化危机。

    西方“制度困境”对我国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我国已深度融入国际体系，西方“制度困境”必将对我国产生复杂影响。总体上说，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从积极影响来看，首先，西方国家“制度困境”必将导致其核心竞争力下降，从而为我国进一步发展提供难得机遇。当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找低成本和高收益之所在。在福利保护中成长的西方人，难以接受亚洲的工资水平和削减福利的紧缩政策。当政府拿钱鼓励他们消费以刺激经济时，西方国家的需求就会为新兴国家提供更多的贸易和发展机会，从而缩小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其次，西方国家“制度困境”在深层次上挑战了西方对世界历史和观念形态的垄断能力，从而将不可避免地提升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影响力。当前西方面临的麻烦，表明西方制度并非“万能灵药”，也不代表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终结”。世界把目光对准中国，开始认真审视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卓越表现，这本身就表明中国软实力正在大幅度提升。正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软实力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一文指出，中国模式的成功使中国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和西方平等竞争，因为它提供了一条能够替代西方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

    从消极影响看，首先，随着中国外部经济走势持续低迷，内部经济环境将日趋复杂，宏观调控难度加大。在金融市场动荡、汇率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严峻考验，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的压力加大。而在巨大外债的驱动下，美国可能通过实施长期的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和拉动经济，从而导致国际市场的流动性持续扰动，大宗商品价格在高位震荡中运行，我国通胀压力可能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常态。其次，西方转嫁危机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不能低估。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改革难度加大、易受外部形势影响的时期。西方虽自身困难重重，但在人权、政治制度等方面对我国的攻击与渗透并未放松，我国所面临的政治与社会风险也在逐步增加。再次，西方“制度困境”给我国外交政策带来新的挑战。西方国家在困难时期，对自身地位可能产生受威胁感，因而对力量变化会更加敏感，可能不断质疑我国与其合作建设国际秩序的意图，夸大我国的军事和战略能力，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联手施压、共同对付我国的冲动就会加大，组建战略联盟遏制我国和平发展的动力就会上升，在战略上视我为敌并在政策上付诸行动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西方“制度困境”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制度困境”启示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不断调整和完善，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带来社会发展和进步；对资本和市场需要始终保持警惕，始终注意经济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的平衡发展，始终把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改革建设的大方向。

    与此同时，从外交战略上应对西方“制度困境”的影响，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保持清醒头脑，高度重视欧美国家的反思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不能盲目认定金融危机就是美国绝对衰落的起点，或者已经使欧洲变得无足轻重。二是要坚持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变成一种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中国方法、中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特别是在追求和拓展自身利益的同时，要始终不忘建设我国在道义上的优势地位。三是要利用好金融危机带来的有利契机，展示同情和大国风范，多谈共同命运和共渡难关，支持欧洲深化一体化，并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以此扩大共识与信任。四是要深刻认识全球化时代外交本质特征的演变，一方面对内重建社会信任和价值体系，形成可被接受的中国思想和中国价值；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西方的困难和挫折时期，展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多领域多层次交流，全面推进公共外交。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研究”首席专家、外交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