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中国的历史注脚

    欧洲移民在北美东北部定居的开端大致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开元。1636年，刚刚来到这片新大陆的欧洲人在查尔斯河畔创立了哈佛大学；八年后，地球的另一端，清军入关，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王朝拉开了帷幕。

    美国文明同欧洲文明同宗同源，白种人在北美没有漫长的文明史，历史也没有留给美国沉甸甸的包袱。“没有历史”使美国人习惯于向前看，而非反复回味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或伤痛。“没有历史”的美国人珍视自己为了独立和民主付出的努力。美国的总统制度、发明创造、流行文化，甚至遭到恐怖袭击后纽约世贸大楼扭曲的钢梁，一切历史印记，或大或小，都能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里找到一席之地。

    五千年文明史给中国人带来了光荣与自豪，可近代历史却令中国人不堪回首。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因工业革命而实力迅速壮大，并积极拓展对外影响力。当世界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之时，美国还只是个小字辈，却也垂涎欧洲“老大哥”在华所得，要求清政府给予美国同样的优待。两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美国。强大的美国同羸弱的中国的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受到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内战中国民党、共产党合合斗斗与恩恩怨怨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近三十年中，美中关系在官方场合就是——没有关系。

    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接触至今不过四十年（1972年至2012年）；双方相互承认，建立外交关系才三十三年（1979年至2012年）。双边关系虽然历史短暂，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波折、起伏、希望和失望：在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同时，互不信任与误会重重；地理上的遥远和心理上的陌生，加上巨大的文化差异，屡屡造成沟通失当。纯粹地理上的遥远并不一定是友好关系的障碍（美国同欧洲盟友也相距遥远），但文化和传统的差异有时会导致彼此对对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幻想非但不能弥和业已存在的差异，反而会使彼此更增失望。

    美国式思维不足以理解美中关系的微妙之处，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同样应作为观察的重点。中国长期在封建王朝统治之下，从封建王朝到以党派政治为重要特点的共和制只用了短短十六年（1912年到1928年）。中国历史上，人民通常相信领袖或是圣贤或是英雄，中华传统强调领袖的绝对权威和个人统治。历朝历代皇帝中的许多不仅被百姓视为德行典范，还往往是文学艺术大师，一些皇帝浸淫于诗歌、书法、音乐。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所有重要道德标准的最终裁决者。正是因为个人统治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的重要影响，中国人政治理念中个人德行往往重于法律制度，臣民对皇帝、下属对上司的忠诚，一直作为衡量人品高下的关键。

    儒学对中国人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而儒家文化崇尚的许多道德品质并不易于被西方人理解。美国成为西方世界领袖后，美国人习惯用自己的理念改造世界。当美中力量悬殊极大的时候，美国可以成为中国的朋友：20世纪初，美国希望同其他列强分一杯羹而要求中国“门户开放”，借口为了中国的利益；当需要国弱民疲的中国以损失极大的消耗战拖住日本军国主义的时候，美国可以援助中国。当美中利益具有潜在冲突的时候，美国会刻意放大价值观差异而与中国针锋相对。

    美中两国位于不同大陆，都地域面积广阔，且自然资源丰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易于自认为最正确，觉得自己最有造福天下的使命感。两国在19世纪时都游离于欧洲强权体系之外，对欧洲帝国存有戒心。同欧洲帝国相比，两国都代表新崛起的力量。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巨大差异使两国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心理。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在《时代》社论中首次提到了“美国的世纪”。他坚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一个“黄金机会”去“承担领导世界的使命”。卢斯呼吁美国民众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助他完成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未竟的事业。他说：“美国人应该全心全意地担负起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职责和使命。”卢斯的理念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美国理念。追求超强国力从此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信条，构成了二战后美国倡导的国际关系基础——“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美国人其实最讲意识形态且根深蒂固，不会因为别人不强调意识形态而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表现为：当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趋于一致时，合作的面大一些；当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矛盾凸现时，发生冲突的机会就很大。道义上的优越感使一些美国人（尤其美国政客）乐于把美国与别国的利益纷争诠释为“为了自由和民主而战”。因而，不管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作出何种决定，多数美国人倾向于觉得是正义的。

    产生道义优越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美国人认为“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国内政治体系和代表议会制度是迄今世界上最完善的，可以有效避免集权主义和利益垄断的弊病；二、经济、军事实力客观上赋予美国影响世界的能力，许多美国人骨子里挥之不去要将世界变得像美国一样的信念；三、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清教徒的宗教优越感使许多美国人觉得，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教育环境决定了他们就是世界的典范。在这种思维定势下，美国人总爱说教，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摘自《美丽的帝国——注定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