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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12月04日 星期二

    文论之苑

    文化自信与中国经验

    作者:张晓琴 《光明日报》( 2012年12月04日 14版)

        文学的真实往往是内心的真实。也就是说,无论历史和当下,都要放在心海里澄一澄,放在想象中比对一下,再放在价值的天秤上称一称,那时,才可能会触及真实。而真实,恰恰也是文学意义上的中国经验最重要的内核。

     

        在十八大报告精神的指引下,文学何为?这应该成为当前文学界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此前,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举世瞩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自信与中国经验新的诠释点。

     

    学习世界经验的先锋精神

     

        陈思和先生曾说,整个“五四”时期的文学都充斥着一种先锋精神,那时的文学本身就是先锋文学。的确,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其《故事新编》,从胡适的《蝴蝶》到郭沫若的《女神》,都表达了要与过去世界决绝的精神。不仅白话与古文在形式上拉开距离,而且新文化与旧世界在精神上也彻底决裂。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学习,在当时是正确的选择。

     

        这种先锋精神在上世纪80年代又一次旌旗招展,相映四方。从精神气质来看,朦胧诗是对此前二十年诗歌在内容与形式上的一次变革,已经属于先锋诗了。它在当时引起的轩然大波足可以说明这一点。之后,口语诗和各种第三代诗歌风起云涌,直到20世纪末,诗歌的王国里始终是青年的实验场。小说也一样,从寻根文学开始到先锋小说,从韩少功到马原,一直都在先锋的场域之中。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也是那个时期先锋小说比较重要的收获。

     

        从今天来看,尽管那时的一些作家被称为“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马尔克斯”等,但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那时的白话文运动,现代汉语文学在百年后又如何能在世界文坛上有立足之地?如果没有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中国文学如何从一个疲弱的孩子成长为让世界认可的青年?

     

        先锋精神不仅是中国文学百年来的历程,而且也是世界文学的历程。假如对世界文学百年来的历程进行考察的话,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在这种先锋场域中不断地崛起,又不断地受挫,是否可以说,至莫言处,中国作家终于找到了一种自己的方式?

     

    从文化觉醒到中国经验

     

        直到今天,部分评论家仍然断言,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白鹿原》。《白鹿原》何以重要?难道它仅仅是因为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显然不是。《白鹿原》的扉页上写着巴尔扎克的那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是一条导往《白鹿原》心脏的通道。当先锋小说风头还健在之时,当私人叙事恰逢其时之机,当作家们都陷入当下的解读之中,《白鹿原》逆时而出。它讲的是过去时,讲的是被不少人忽略了的传统的耕读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对“五四”新文化的一种反思,也有先锋精神。从那一刻始,传统觉醒了。尽管时至今日很少有人真正去论述《白鹿原》在传统文化叙述中的意义,但是,白嘉轩——这个传统的农民形象迫使人们不得不回忆和思考20世纪上半叶的历程,也不得不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

     

        也是从《白鹿原》开始,中国经验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方向受到重视。值得讨论的是,在很多学者对这一概念的论述中,以为那些不成功的作品都没有重视表达中国经验,或者说,中国文学没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中国经验。这些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身处中国语境中的作家,其所思所写都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其表达又何尝不是中国经验?

     

        事实上,文学中所涉及的中国经验既要深深触及中国传统文化之根,使现在与历史相连,就是广度,比如《白鹿原》等;也要深刻地揭示和表现中国人的存在之困,此乃深度,比如《一句顶一万句》等。莫言的小说在形式上有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等的影子,但是,这些不但不影响他对红高粱家族的多彩描绘,反而开启了他对家乡历史、地理、风物、人情的神秘探索。也是因为如此,他的小说才会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我们不能说莫言在传统文化方面有多么深广的造诣,只能说他所体验和描写的民间文化连通了大地、农民和那个地区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经验。

     

        此外,文学中的中国经验也许并不一定就是当下。“距离产生美”,“真相在地底下”。描绘当下,往往会失真。文学的真实往往是内心的真实。也就是说,无论历史和当下,都要放在心海里澄一澄,放在想象中比对一下,再放在价值的天秤上称一称,那时,才可能会触及真实。而真实,恰恰也是文学意义上的中国经验最重要的内核。

     

    从文化自信到世界文坛

     

        莫言获奖是不是代表了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世界?是不是代表了世界文坛对中国文学的高度肯定?这是最近人们争议比较多的问题。有人说,莫言获奖与国家无关,这是他个人的事。这话显然只是一种观点。诚然,莫言是一个个体,他获奖当然是他个人的事。但是,莫言同时是一个汉语作家,是一个中国人,是山东高密人,是一群中国文学形象的塑造者。他的周围,粘连着整个中国。他怎么可能只是一个个体?他怎么能与汉语和中国割裂?

     

        事实上,从各地研讨会的召开和普通人对莫言的关注,以及整个世界对莫言小说的阅读,已经说明,莫言获奖带来的是中国人对自身文化自信力的上升。中国的作家始终在一种不自信中写作。从根本上来说,先锋文学之热就是自卑感导致的盲目崇拜。在那段时期,几乎没有作家去学习和继承中国文学的大传统。古典汉语写作的精神曾暗淡一时。近些年,中国的作家在国外有影响的越来越多,国外的汉学家也开始对当代文学给予更多的关注,但是,中国文学自信力仍然在室温以下。一谈到世界文学,就觉得发冷。同时,也有很多作家和学者认为,中国有一些作家与世界上那些公认的文豪相比并不逊色。自去年茅盾文学奖评奖以后,一些学者就曾探讨过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认为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作家,中国文学事实上一直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说明中国作家和学者的自信力实际上一直在攀升。

     

        莫言的获奖只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开始,中国文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文学自身如何发展?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与丰富?这都是亟待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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