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南靖土楼是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有座土楼叫“和贵楼”。日前,这里发生了一件“和贵楼前甘蔗甜两头”的调解故事。
随着土楼知名度提高,一些外地来的游客被新鲜甘蔗所吸引,未经村民同意就拔了地里的甘蔗,与当地村民发生纠纷,双方相持不下。农村调解员、和贵楼楼长简良发对村民说“城里游客没见过地里长的甘蔗,是出于好奇,虽有拔甘蔗的事实并非故意偷窃,还是按价购买吧!”于是游客品尝到新鲜甘蔗,蔗农也增加了实际收入。
随时随地都有调解员化解各种矛盾,这是福建漳州市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实践。目前漳州已经建立起农村调解员、干部调解员、专业调解员、社会调解员“四极调解员”网络,使社会矛盾化解能力大为提升,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调解员:邻里乡亲的“和事佬”
在农村如果一些星星之火没有及时扑灭,就会酿成大的事端。因而“发现在早、化解在小、协调在细、处置在快”成为了漳州农村调解员的行动指南和行为准则。
华安县铁钉坪自然村的黄德水与邻居黄永财发生林木买卖纠纷。调解员杨国章闻讯后,当天就同另外两名调解员上山察看地界,评估林木价格,并向铁钉坪村民详细了解情况,调解入情入理,纠纷双方很快握手言和。
在革命老区平和县,2009年以来在长乐、秀峰、霞寨等乡镇先后设立“老红军调解室”。德高望重的老地下党员、老司法员、老医生、老教师等热心社会公益的老同志纷纷成为特邀调解员。
干部调解员:党群关系的“连心桥”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注意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成为了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融洽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漳州市推行倾听群众诉求常态化工作机制,党员干部定期下访,在倾听群众意见的同时,在一线为群众调解矛盾纠纷。
6月6日上午,诏安县梅岭镇下河村79岁的村民何阿花给梅岭镇政府送来了一面写着“为民解困、民喜民服”的锦旗。20多年来何阿花与邻居何某因一间旧房子的归属问题一直存在矛盾。今年初,包村的镇党委副书记林洪斌获悉情况后,立即进行全面调解。经过不懈的努力,一场历时20多年的邻里纠纷得以化解,双方和睦相处。
今年以来,漳州党员干部在下访活动中,确定基层联系点2426个,调研走访干部群众64475人,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2248个,有力保障了社会和谐稳定,密切了党群关系。
专业调解员:疑难杂症的“好医生”
农村基层的大多数纠纷可以通过乡镇干部和乡镇、村的调解员来解决,一些疑难杂症还得有专门的调解队伍。
几年来,漳州着力搭建调解大平台,在做好诉讼调解的同时,在市县两级建起信访调解中心、多元调解中心、医患纠纷调解中心、道路交通事故调解中心等各种调解平台,这些调解中心的调解员,以较高的调解技巧,化解了许多疑难杂症。
一位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在龙文区某工地水坑不幸淹死。因为在按城市还是按农村人身死亡赔偿标准上双方争执不下,死者家属聚集上百人闹事。漳州多元调处中心主任赖水顺接到案件后,迅速弄清案情,召集当事人双方调解,最后调解成功。
社会调解员:群众权益的“守护神”
漳州是“110”工作方式的发祥地,在这里,支持调解、热心调解蔚然成风。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漳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会、消委会、妇联、工商联等单位的工作人员纷纷加入调解队伍,为维护普通群众的权益做出积极努力。市法律援助中心充分建立“一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变“开门等援”为“上门助援”;市司法局、市消委会组织消费者维权律师志愿者成立律师团;市工商局在福建省首推12315夜间接诉调处工作,今年来受理夜间咨询、申诉、举报共3800多件;市工会在做好职工来信来访接待处理的同时,还积极参与劳动仲裁调解,维护职工权益。
漳州与台湾隔海相望,是台胞重要祖籍地和台商投资聚集区。在漳州庞大的调解队伍里,台商的身影也显露其中。
为了化解涉台纠纷,2009年5月以来,漳州中院及辖区内11个基层法院聘请120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台商、台胞联谊会工作人员,担任涉台民商事案件调解员,并在台资企业中选任了126名涉台司法联络员。此外,还聘用了40名台胞人民陪审员。他们自觉承担起化解涉台纠纷的义务。今年来,上述“三员”协助参与涉台纠纷205件,全部调解成功。
据了解,今年1-9月,漳州市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4739件,调处成功率98%,社会治安满意率达96.82%。(本报通讯员 邹高辉 本报记者 马跃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