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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我国现有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文物藏品量3018.54万件，未知的遗迹和文物数量不可预计。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目前我国科技考古专业人员只有300人左右，其中硕士生占三分之一，博士生占十分之一，仅以每年约30人的数量增长。
悬殊之大，令人咂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研究员表示，考古与先进科技结合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以上数据不禁让人对该领域的发展前景心生疑虑。在近日举办的“文物保护与科技融合战略研讨会”上，专家呼吁加强文化遗产研究综合型人才的培养，“不能让科技考古这一新兴学科成为无源之水！”
科技考古
——文化遗产研究的必然趋势
科技考古，在西方始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三代学者专注于此，学术体系相对完整。我国科技考古的研究与教学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在考古勘探、年代测定、动植物及人骨分析、陶瓷与金属器物研究等方面有所尝试，现在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作为科技考古的代表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汇聚了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前者集中了考古、历史、天文、物理等学科，利用碳14测年等科技手段为远古的王朝编写大事记；后者则吸引了更广泛领域内的研究者，共同探究中华文明在礼制、历法、技术等各个层面上文化的来源。
近年来，科技考古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对地观测等学科的帮助下，取得了诸多成果。例如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的杨焕明教授介绍了DNA在考古研究中的新应用——为一位4000年前的格陵兰人找到了故乡。通过保存于永久冰层中的头发，专家们提取出DNA序列，并将其与现代人类各人种的DNA序列相比较，最终推测出这位早期格陵兰人来自西伯利亚。
与会的专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谈了一个问题：作为新兴学科，科技考古发展势头很猛，但人才基数少、增长速度慢的现状正阻碍着该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文理分科
——人才培养难题的症结所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赵辉院长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坦言：“考古学的学科设置正是造成人才困境的首要原因。”
科技考古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要求从业者具有文理兼修的知识背景，不但了解文化遗存的发掘整理工作及相关历史文献，还要能够熟练运用科技手段分析考古现象。但我国现阶段从学科划分到教育体制都很难满足这一点，对综合能力的要求与文理分科的现实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科技考古人才产量低的现状。
在目前文理明确分科的大背景下，科技考古人才的培养首先面临着资源配置偏差的困境。考古学以历史为研究对象，被设在人文学科中本无可厚非，但因其本身存在极强的学科交叉特点，在具体教学中时有不便，特别是涉及到科技考古时，往往因为教师、仪器、实验室等相关资源在理科院系而受制肘。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教授明确指出：“我们虽然很早就意识到了科技在考古中的作用，但人才培养的单学科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另一方面，学科设置还造成了人才来源单一的问题。现阶段考古本科生均来自文科，自然科学基础薄弱，在学习科技研究方法时存在很多困难。比如科技考古中的植物研究，在分析植物遗存的种属、年代、生长条件等因素时，就可能涉及到生物、化学、气候等多重自然科学，非文科生所擅长。研究生阶段虽不做生源限制，但理科院系毕业生进入考古领域深造的人数仍不多，直接进入考古院所工作的情况更为少见。除观念问题外，研究机构的用人机制也存在弊端，以“考古学或历史学出身”作为录取条件，往往会将有志于考古研究的理科人才拒之门外。
搭建沟通桥梁
——专家献策巩固人才之源
与会的专家们认为，作为交叉学科的科技考古必须自己动手，搭建起沟通多领域的人才之桥。
据了解，国家已充分认识到资源配置问题并投入资金进行调整。一些考古院所购入设备成立实验室，专门的科技考古研究机构也陆续挂牌。
合理的资源配置打下坚实的“桥墩”，铺就真正起连接作用的“桥面”就要看具体的教学工作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梅建军教授建议，一方面应建立教学科研实习基地并聘请理科专业兼职导师；另一方面要强化实践环节，以项目带动人才培养和训练。
“桥”建起来了，配套设施不齐全也会阻碍通行，科技考古领域的用人制度与工作待遇正是决定人才能否顺利或是否愿意通过的配套设施。中国工程院葛修润院士认为，应扩大科技考古的招生数量，逐步取消考古院所在人员录用中的专业壁垒，给更多理科院系毕业生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领域学习工作的机会，促进学术交流与学科交叉。
最后，还要为人才之桥提供充足的潜在使用群体，提升科技考古乃至考古学整体的社会影响力，为学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能量。（本报记者 李韵 通讯员 吕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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