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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文学强省相比，广东作家的创作似乎并未在充分开掘与应用地域文化资源上取得突出的成就，也很难界定出一个以地域特征为标志的作家群体。然而，正如一些媒体所观察到的那样：“较之其他省份，广东文学有更强烈的时代气息，更敏感的变革意识，准确地把握到了城乡剧烈变化中积累的问题。”曾经的“商战文学”，还有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城市女作家群”，均可印证这一判断。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发端并持续至今的“广东打工文学作家群”，以其阵容齐整，持续时间长，身份明确，影响深远，成为在全国引起强烈关注，并逐步进入当代文学史主流的一个重要的创作群体。
大众文化催生“打工文学”
“打工文学”，几乎是与“打工”这个词同步产生的，其背景往远里说可以涉及到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大转移，往中看则与中国改革开放与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进程有关，而最为切近的，就是农民进城务工的社会现象，即所谓“民工潮”。显然，“民工潮”并非仅仅出现在广东，可“打工文学”却差不多成了广东文坛的“专利”，这大概与广东人民“更强烈的时代气息”与“更敏感的变革意识”有关。当人们目睹港台流行文化“入侵”广东，感叹精英文化的丧失，而将广州、深圳称为“文化沙漠”，广东本地的作家也慨叹于“这里的文坛静悄悄”时，这土地上已经开始积聚能量，孕育着某种新文化、新文学的萌动。
上世纪90年代初，李春波《一封家书》的旋律在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城乡各地开始领唱，《小芳》、《大哥大哥你好吗》、《你在他乡还好吗》等等加入合唱，广东流行音乐成为全国的中心势力；随之而来的是，电视剧《外来妹》、《情满珠江》、《公关小姐》在荧屏引发一波又一波的收视热潮。人们看到，得益于“城乡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广东的城市大众文化已经具有了自身特色，并形成一种与时代同步的变革的脉动，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珠江三角洲各地的一些地市级文艺期刊，如《佛山文艺》、《江门文艺》、《大鹏湾》等，开始发表打工者的作品，起初是读者来信，然后是短诗、短文，接着是短篇、中篇小说。慢慢地，这些杂志的篇幅几乎完全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所占据，其发行量也因此成倍增长。这时候的“打工文学”已经形成了如此强大的势力，能使文学杂志的发行量纷纷上涨，达到让国内众多纯文学期刊无法望其项背的程度。
而从内容上看，“打工文学”作品相比于流行音乐及电视剧的温情，具有更激烈的愤懑、更尖锐的疼痛，更深刻地反映与记录了剧烈变动的时代脉搏。然而，广东文学界的传统力量似乎要比音乐与影视远为强大，作为异类的“打工文学”，当时还不能跻身于以“纯文学”为标准的主流文学界，正如大量发表“打工文学”作品的杂志，不被承认为纯文学杂志一样。
今天，“打工文学”已经登堂入室，成为广东文学界的生力军了。这当然要归功于广东这块经济热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人才；同时也要归功于当时的广东大众文化环境，这为那些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操着不同方言、文学水平参差不齐的青年提供了发表作品与训练技艺的平台与氛围。
目前，“广东打工文学作家群”所囊括的作家，既有生活在广州与深圳这样的中心城市、由普通的打工者跻身为专业作家的，也有散居在珠江三角洲中小城市与乡镇，在各基层文化馆站与传播媒体从事半专业创作的，而其中更多的人，依然还生活在工厂流水线与城市边缘各行业的“打工现场”，进行业余创作。
这个庞大的群体，在相关资料中有名有姓的人数达到300余名，其中的佼佼者如小说家林坚、张伟明、周崇贤、钟道宇、郭建勋、戴斌、王十月、叶耳、曾楚桥，诗人罗德远、许强、徐非、张守刚、谢湘南、何真宗、刘大程、郑小琼，评论家柳冬妩、周航、鄢文江等等，均取得了引人关注的文学成绩。“广东打工文学作家群”创作历经几十年，作家数量众多，作品体裁多样，基础十分扎实。而在雄厚的基础之上，不时冒出一些足以进入当代文学优秀作品行列的上乘之作，群星闪耀，峰峦叠出，已经引起并将得到更多的瞩目。
身份焦虑与自我认同
作家群的概括，不管是以地域还是以题材、风格等为标准，都常要遇到界定的困难，而“广东打工文学作家群”却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打工者写打工者”，其身份十分明确。
作为飘泊在城市边缘的打工者，几乎每一位打工作家都曾经遭遇过刻骨铭心的身份焦虑。当年轻人从家乡的土地与血缘关系中抽离出来，被抛进这陌生的城市，他们就失去了身份，也失去了精神家园。周崇贤的小说《漫无依泊》，直接切入身份焦虑的主题；林坚的《别人的城市》，主人公在城市找不到自己的生活，下决心回到故乡，却发现与村庄甚至家人都已经格格不入：家乡也没有他的位置了。戴斌的《深南大道》，写一位名叫小菊的女孩子，听了表姐的介绍，一心要到深圳来看一看“天堂一般美”的深南大道，为此献上了自己的贞操与生命，却还是未能如愿。王十月的《文身》将身份焦虑的主题写得更为深入与细腻：一位打工少年，发现许多打工者见到文身的人都感到害怕，觉得文身可以带来安全感，就找人给自己手臂上文了一条龙。他因此失去了工作，被胁迫去收保护费，进了派出所，因为文身，还难以给自己辩白。
我们完全可以将打工小说的主人公看成作者本人。小说中的焦虑，就是作者的焦虑，而正是这种焦虑促使他们拿起笔来写作。打工者写打工者，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给打工者读，在打工者那里得到共鸣，从而缓解彼此的焦虑，这使他们的创作本身几乎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作品与作品的形成、传播、反馈同步化、一体化，作品实现的过程具有了与作品同等的意义。正因为作者、人物、读者处于一个以打工身份为标志的相对自足的共同体之内，作家失去了打工身份也就失去了自我。
事实上，正如无数打工者面临城市的拒斥一样，打工文学也曾受到主流文学的冷漠与歧视。他们的作品很难在纯文学刊物上发表，于是他们就大量投向被视为通俗文学的地市文艺期刊。作品发表后很难受到评论家的关注，偶尔有一些零星的评价，也几乎注定不会有知音式的理解，于是他们就从自己体内分解出评论家来。柳冬妩原本为打工诗人，鄢文江是写小说的，后来都以评论而知名。打工文学的身份焦虑，促使打工作家在自身内部的群体之中寻求自我认同。
从“打工”到“文学”：在挣扎中蜕变
曾有不少论者非议“打工文学”这个词，如最早关注打工作家群，并以广东省作家协会领导的身份将他们引入作协系统的著名作家吕雷，就反对将这些作家的创作贴上“打工文学”的标签，认为这既不利于这些作家的创作突破自身的局限，也无助于让文学界认识到他们的文学价值。然而，吕雷的好心似乎并未得到大多数打工作家的领受，他们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身份，重新回归打工现场。他们不愿失去作为打工者的那种现场感与疼痛感，即如荆棘鸟，需要将胸膛抵在生活的尖刺上，才能唱出最美的歌来。——当吕雷强调打工文学作为“文学”的价值时，他们却似乎更愿意守住打工文学的“打工”性质。
其实，对于这些作家来说，无论是“打工”还是“文学”，都是一个辛苦的词。他们强调打工生活的现场感，将此视为创作的生命。同时，他们也追求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也知道“距离产生美”的格言。打工作家的文学主张，大概注定要在这两个词汇中持久地挣扎。
曾有人指出打工文学的本质缺陷，就是看不到生活的亮色。论者以当年谈歌、刘醒龙等的“社群文学”为例，认为“打工文学”需要梦想，需要“守望相助，分享艰难”的精神。
的确，如赵本夫的《天下无贼》，打工者傻根充满凶险的旅程却演绎成了一出温情剧，这样的故事在打工作家笔下应该是不会有的。然而，时至今日，不知评论家是否意识到他们曾经有意无意地忽略与抹杀了打工文学贡献给主流文学界的宝贵财富？打工文学所具有的真实的勇气与刚健的文风，正是对主流文学界某些顽症的一种救赎。面对城乡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不少主流作家的态度，大抵是掩饰与逃避的。而打工文学直面赤裸裸的真实，以独特的底层经验为之照相。
之于如此重要的时代，如果没有打工作家的作品，文学所留下的肯定不是一份完整的记录。当许多主流作家沉湎于“玩文学”，或在书斋里从事繁琐的形式探索时，来自打工现场的作家却拿出了元气淋漓的作品。他们清新刚健的文风，与某些主流作家琐屑颓唐、扭捏造作之态，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文学的现场感、疼痛感，使之更加接近文学的本质。
当然，打工文学自身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坚守打工现场，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更加广阔的视野。特别是到了今天，随着产业转型与《劳动法》的实施，所谓打工现场本身已经发生本质的变化，“后打工时代”正在来临。为此，广东打工文学作家群需要超越自身，完成向“后打工文学”的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需要以某种必要的审美距离审视生活，而不仅仅是在生活现场彷徨与呐喊。总之是既要有现场感，又要有距离感，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若即若离，在挣扎中完成蜕变。
越来越多的打工作家成为关注的焦点，戴斌的《深南大道》、王十月的《国家订单》、曾楚桥的《幸福咒》等，可以说都是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正如当年的“知青文学”，其实是到了知青返城之后的“后知青时代”，才产生经典性作品一样，“后打工时代”的打工文学，期待也能产生自己的文学经典。
（作者为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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