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童话

    十七、十八世纪，是欧洲社会大转型思想大变革的时代，中国文化的西传以及由此兴起的早期汉学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场思想变革。德国学者巴耶尔（Gottlieb Siegfried Bayer， 1694-1738）是十八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汉学先驱之一。

    巴耶尔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作品是《中国日食》，发表于1718年，距今将近三百年了。这部书讨论的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即一千六七百年前中国人观察到的一次日食，是否与《圣经》中耶稣遇难的一段记载相一致。

    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23章专门有一节记载“耶稣死的景象”，说：“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头变黑了”（《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23章，第120页）。关于耶稣遇难时太阳无光、大地变黑的问题，自古以来就引起了神甫们喋喋不休的争论。有说那是一场雷雨的，有说是某种超自然的奇迹的，有说是日食并称为“基督日食”的。

    当十七世纪耶稣会士接触到中国历史和文化时，他们发现中国史书关于日食的记载清楚而又精确，最早可以追溯到基督诞生前2000年。其中有一次日食引起了传教士们的高度注意，他们通过《通鉴纲目》发现，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有一条记载说，东汉光武帝时期，日食过后，皇帝禁止称“圣”字：

    “光武七年，春，三月，癸亥晦，日食，帝携文武百官往观，不称圣”。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历史纪年，光武帝建武七年正是公元31年。耶稣30岁是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接受了圣灵。耶稣在世传道约有3年。在约公元30年时，由耶利哥城前往耶路撒冷，受到群众的欢迎。不久就被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出卖。因此中国这次日食记载与耶稣受难日有暗合的地方。

    推论产生了！耶稣会士们对中国人说，你看，在你们古老的史书上已经透露了我们带来的福音的信息。耶稣会士们又对欧洲人说，中国人曾经是基督的信徒，他们为耶稣的死而难过，规定上书言事“不得称圣”！联系到1625年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土和翻译成西文，人们更加确信上帝早就关怀过中国这个地方，利玛窦的传教思想的正确又一次得到了证明。当然也有谨慎一些的传教士，柏应理（P.Couplet）编译的《中国历史纪年》记载了这次日食，该文在收入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时，柏应理作按语说：“这次日食是否就是基督殉难时发生的那次，要由天文学家去确定”。即使如此，欧洲还是有人断言基督遇难时的天昏地暗就是中国史书上的日食，人们把这次日食干脆称为“中国日食”，这也就是巴耶尔的书名的由来。

    作为新教徒的巴耶尔是天主教耶稣会士的反对派，他本能地对耶稣会士的附会有反感。他是宗教史方面的专家，其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临终遗言问题，因此他对耶稣遇难时的有关材料相当熟悉，这样进一步讨论耶稣就刑那天黑暗笼罩大地的问题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再说，他这时候正在以极大的兴趣学习中文，他阅读米勒的著作，发现他的最后一部手稿就是谈“中国日食”，巴耶尔坚信耶稣遇难时的场面不是日食，也就坚信耶稣会士们的宣传是在误导，因此，在开展对中文资料的研究以前，他的结论就已经成竹在胸。但是，巴耶尔还是找来了米勒的译文，提出了这么一些看法：第一，关于这次日食的记载只是《通鉴》等中国史书同类记载的一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作者也没有因为它是耶稣受难日而做特别的渲染。第二，圣经中所谓从正午到下午三点（申初时分）有三个小时黑暗无光不可能是日食所致，不可能在地球的任何地方都看到日食；日食也不可能持续三个小时。第三，耶稣死难时的地方正值望月（耶稣望月），在望月的日子是不会发生日食的。

    巴耶尔批评耶稣会士没有完全搞懂中文记载的含义。他怀疑柏应理怎么可能从浩如烟海的中文里编出这么一个《中国历史纪年》的摘要，因为柏应理自己也承认，他在中文上没有什么训练。巴耶尔仔细研究了米勒对那段中文的翻译，发现米勒没有能够翻译出“晦”和“癸亥”的含义。巴耶尔找到了“晦”的意思就是指每月的最后一天，但他不知道“癸亥”是什么意思，并且猜测说大概是指当天正午吧。巴耶尔还发现了米勒在解释皇帝对日食反应时犯的错误，指出“不称圣”的“圣”并不是指受难的耶稣基督，而是皇帝自己的头衔。他说：“圣字的意思是指优秀、公正和博学的人，它常被用来指皇帝、诸侯和杰出人物和年高德重的人。如孔子是圣人，据闵明我说，利玛窦也被称作圣人”。

    由此，巴耶尔否定了《资治通鉴》中有关于耶稣受难的记载。

    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欧洲汉学是西方社会大变革时期寻求自我认识、自我诠释的一个路径，其思想意义大于学术意义。那些郢书燕说式的研究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态。巴耶尔在解读《通鉴》原文上的正确结论，与其说是他的“文字训诂”功夫强于他人，还不如说他先验的就反感耶稣会士出于传教目的的牵强附会。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