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时勤劳,垂光史册”

    夏日的一天，记者来到了位于涅瓦大街东南端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该修道院由彼得大帝下令修建，以纪念与瑞典征战并取得胜利的俄罗斯伟大民族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修道院周围有两个18-19世纪的墓地。在拱门入口左侧的是拉扎列夫斯基墓地。俄国第一位大学者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夫人兰斯卡娅等重要人物的墓地都在这里。入口右侧的是季赫温墓地，俄罗斯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等名人都长眠于此。

    在拉扎列夫斯基墓地深处的一个角落里，记者意外地发现了一座约两米高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碑顶上是个十字架，碑的上端刻的是俄文：“亚金夫·比丘林”，下端是：“1777年生，1853年卒”。正中从上至下，刻着八个工整的汉字：“无时勤劳，垂光史册”。

    这位在自己的碑上以汉文表达对中国深重情结的比丘林，原来就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汉学家。

    比丘林是俄国楚瓦什人,1777年9月生于俄国喀山地区的神职人员家庭,从小在喀山宗教学校接受教育,其才华深受教会人士的青睐。1799年毕业后留校担任语法和演讲课教师。一年后,比丘林进入东正教阶,成为“亚金夫”神父,从此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教职生涯。

    据历史记载，自1715年起,俄国以为降服中国的俄俘解决宗教生活为名向中国派出了东正教使团。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该使团十年为期、按时轮换,使团成员除教士外,还有为解决中俄交往中的语言障碍而派出的学生。1807年,比丘林率第九批传教士团入华。经过近14年的刻苦学习和钻研，比丘林精通满、汉、藏、蒙文。他在北京期间，经常身着中国服饰漫步于街市，了解民俗风情。他的译著、著作有《北京志》、《准噶尔志》、《成吉思汗系前四汗本纪》、《蒙古志》、《西藏志》、《中亚诸民族志》、《西藏青海志》、《中国皇帝的早期制度》、《中国教育观》、《中国的农业》等等。他还翻译了《四书》和《三字经》，并把后者称之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他曾先后编写过6部字典，并编著了《汉语语法》等教材。他在北京广为搜求各种书籍，回国时带去了几吨重的中国书籍，超过了在他以前的传教士和留学生带回书籍的总和。由于他为俄国汉学研究作出的贡献，俄罗斯科学院三次颁给他“杰米多夫奖”。至今比丘林仍被尊为俄罗斯的“汉学泰斗”、“一代宗师”。

    在第九批使团在华期间,俄国政府疲于应付俄法战争,一度中断了使团经费的供给,加之比丘林本人对于宗教事务“疏于管理”,而导致回国后被俄国宗教法庭判处终身流放。在流放两年后,由于他娴熟的汉语和出色的才华，被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召回彼得堡担任翻译,从此一直居住在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重返彼得堡后,比丘林开始了他的研究生涯,俄国的报刊上常出现比丘林关于中国的文章,文化人士聚集的沙龙里也常听到比丘林关于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的激昂声音。正是由于比丘林,19世纪俄国文化精英如普希金等开始关注中国。

    比丘林的许多论著和译著很快被译成欧洲语言出版,因而比丘林的名字在欧洲汉学界广为人知。

    1835年，经沙皇亲自批准，正式在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重镇恰克图开设了恰克图汉语学校，由比丘林和第10批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克雷姆斯基共同执教。比丘林为教学所编写的《汉语语法》是俄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在进行汉语教学的过程中，都曾把该书作为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比丘林对中国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其著述覆盖了中国的语言、历史、地理、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及风俗习惯等方面。比丘林的学术活动开创了全面研究中国文化的先河，由于他在研究活动中始终坚持以中国史料为本的原则，加上他本人在中国长达14年之久，从而确立了俄国“汉学”独树一帜的科学地位。

    1831年,在法国东方学家的推荐下,比丘林当选为巴黎亚洲学会成员。

    在比丘林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蒙古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1828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两卷本的《蒙古纪事》，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蒙古纪事》一书中，比丘林将蒙古人的起源问题分成了两个部分来研究，一是关于蒙古民族起源，二是“蒙古”名称的来历。比丘林在研究蒙古人起源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是俄国蒙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

    《蒙古纪事》得到了俄国科学院的高度评价。1828年12月，由于比丘林在汉学、蒙古学、藏学研究中的成就，被俄国科学院选为通讯院士。

    比丘林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中广泛使用了汉文文献，收集并翻译了一大批珍贵资料。由于当时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还比较落后，不能为他的研究提供辅助材料，所以汉文典籍就成为唯一丰富而又可信的资料来源。他以汉文文献为基础的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方法对俄国满学、蒙古学、藏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俄国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1829年，比丘林将中国的《三字经》翻译介绍到俄国，引起很大反响。他的译作与先前的译本有很多不同：一是用诗体翻译；二是在译本附加中文原文；三是对书中的历史典故作了详尽的解释。所以该书被称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便捷读本。

    晚年的比丘林已疾病缠身,1848年,他把自己的所有手稿、图片和书籍全部捐献给了喀山神学院。1853年5月11日,76岁高龄的比丘林在彼得堡溘然长逝。

    当代俄罗斯著名汉学家、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在纪念比丘林诞辰220周年时撰文写道:“直到今天,比丘林仍是俄罗斯汉学的骄傲,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他的许多著作至今也没有失去其学术价值,俄罗斯学者直到现在在研究中国、亚洲中部和南西伯利亚的历史时仍要读他译成中国文献的译著。比丘林的一生,是学术界不能忘记的一座丰碑。”（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