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谋用兵者善

    特邀嘉宾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 黄书进 刘西山：

    上兵伐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新要求，着眼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

不战而屈人之兵

    军事力量的运用从来不仅在战时。打开人类历史画卷，战争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以其激昂惨烈、惊心动魄而夺人眼球；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则以其暗流涌动、纵横捭阖而引人入胜。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与战争时期军事力量运用相伴相生，不可分离。

    中国用兵谋略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凭藉非战争军事行动所产生的道义效果与军事威慑，达至既定的政治目的，形成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的典范。春秋时期，齐桓公在管仲协助之下“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通过“尊王攘夷”成就首霸之业，便是古代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的成功范例。

    21世纪，伴随世界新军事变革浪潮，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具备了坚实能力基础。从国际看，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各国之间利益相互交织、依存度提高，国际安全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成为各国共识。从我国情况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利益边界不断拓展，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成为时代课题。

养兵千日用兵千日

    军队生产的产品是安全。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加强国防建设的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安全威胁的多样化态势，决定了军队承担任务的多样化。“养兵千日，用兵千日”不仅是用兵理念的变革，更是现实的迫切需求。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既是和平时期军队遂行军事任务的重要内容，又是保持和提升我军战斗力的实践平台，也是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实行动。

    ——遏制战争。通过军事演习、巡逻执勤、保持军事存在等方式显示军队作战能力，使潜在对手望而生畏，不敢发动战争；通过军事互访、国际救援、国际联合军演等行动履行军事外交使命，密切国家间关系，增加互信，避免误判。从2002年至今，我军共与30多个国家军队开展了联合演习和训练，合作对象遍布五大洲，更多的外军同行和外媒记者，领略到了中国军队素质过硬、士气高昂、英勇善战的良好形象。

    ——维护利益。运用军事力量实施护航、保卫交通线和紧急撤侨、海外资产保护行动，能够保障我国际航行自由，保障海外公民生命安全，维护海外利益。2008年12月26日，中国首支护航编队驶向亚丁湾，在索马里海域犁出了一条和平航迹。截至2012年8月15日，我国共派出12批31艘次舰艇，完成484批4762艘船舶的护航任务，解救了56艘被海盗袭扰的船舶。

    ——提升形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形式。截至2012年8月，中国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21765人次，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展现我军威武、文明、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向各国倡导了中国“和谐世界”主张，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维稳处突。实施国内维稳行动、反恐行动，能够确保快速反应，控制局势，恢复稳定。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雪豹突击队”凭借过硬本领确保奥运平安。10年来，全军和武警部队先后动用26万多人、飞机200架、舰艇102艘，圆满完成世博会、奥运会等重大安保任务，恪尽职守保一方平安。

    ——抢险救灾。实施救灾救援行动，能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减少损失，恢复秩序。在汶川特大地震抢险救灾中，我军14.6万官兵为救百姓生命而舍生忘死，救出生还者3338人，转移受困群众140万人。

谋定而后动

    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将一如既往同各国加强军事合作、增进军事互信，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为此，我军要转变观念，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谋定而后动”，培养精兵、有备无患。

    提高部队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着眼新的使命任务，深入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锤炼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做到闻令则动、使命必达。

    提高运用军事力量的指挥、保障能力。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政治性、政策性强、敏感度高，并具有战略意义，必须提高指挥控制能力。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在后勤、装备保障上也有与作战行动不同的要求，专业性、低强度、非暴力特点更加突出，军队要针对这些特点做好后勤、装备保障，加强针对性训练，提高行动准备效率。

    提高依法运用军事力量能力。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同时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认法则的要求，做到有理有据，避免引起政治、外交上的被动，发挥军事行动最大效益。

    提高军队与其他职能部门协作能力。国际维和、军事援助、联合军演、维稳处突、救灾救援等行动，并非是单一行动，同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关系密切。这要求军队加强与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间的合作与协同，建立协作机制，通过紧密协作，实现运筹军事力量效用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