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价值 世界意义

    近几个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向世界各地的扩张和传播，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逐渐为不同文化圈的人们所接受。其实，世界各大文明系统，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和壮大的，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厚的底蕴，都在不同文化领域揭示了人类价值，西方价值只是凭借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优势率先进入全球视野而已。因而，和其他文明一样，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也一定会为世界贡献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观。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观不胜枚举，从最能反映中国人价值观的思想文化体系提炼最有代表性的中华价值，是一条稳妥的途径。

    儒道释三足鼎立是近两千年来的情况，在这之前的三千年中，《周易》传统则是中国人思想意识的代表。不仅如此，它还深刻影响着近两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世界。毫不夸张地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周易》实乃大道之源、文明之本。这样，最能反映中华价值的思想文化体系有四个，即易、道、儒、释。无疑，其中任何一个思想体系都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价值理念，这就需要我们从中提炼出各自的核心价值。我个人的意见是，这四个思想文化体系的核心价值分别为：太和、自然、仁义、慈悲。这只是就四家的宗旨而言的，事实上这四种价值观也不同程度上为各家所共同拥有。

    一、太和

    “和”的本义是唱和之和。和者呼应唱者，已经包含着二者思想感情相协调一致的意味，很容易引申出应允和协作的意思，而由应允和协作，则自然可以引申为和谐。“太和”则将和提升为宇宙法则，语出《周易》乾卦《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威宁。”朱子《周易本义》曰：“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阴阳为宇宙的两种基本性质和力量，因而太和是就宇宙法则而言的。从朱子的解释看，太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阴阳二气的会合、合一，二是阴阳二气的和谐、调和。因而，作为《周易》的核心价值，太和也相应地拥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万物合一，包括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物我合一、主客合一等等；二是万物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内心的和谐等等。

    众所周知，对立统一规律是西方辩证法的根本规律，认为任何事物以及不同事物之间都包含矛盾性，而矛盾双方既对立斗争又统一推动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但从《周易》阴阳八卦观念所反映的中国辩证法看，任何事物以及不同事物之间都包含阴阳两种性质和力量，阴阳二气既和谐又统一推动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所以这种辩证法可以称为“和谐统一规律”。

    作为一种价值观，太和又承载着“和”字本身的内涵。首先是适中、恰到好处。这个意义上的“和”后来被儒家称为“中节”，如今本《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其次是不同事物相调适、协调，与之相对的概念是“同”。“和”、“同”之辨是春秋时期的热门话题，为学者广泛注意的是史伯和晏婴的说法。史伯之语见于《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婴以烹调喻君臣关系：“和如羹焉，……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他们都认为，“和”即不同事物和美整合，“同”是同一事物的简单积累。后来，孔子进而将“和”、“同”引申为道德范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二、自然

    老子的最高概念是道，但道是以“自然”为法则的。他说：“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郭店楚简本《老子》，以下所引《老子》皆见此本）这意味着自然代表道家的核心价值观。

    “自然”一词，早已融入日常语言，但人们未必了解老子本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自，鼻也。……自之通训当为始，即本义之转注。”这就是说，“自”字由本义转注为本始、本初。“然”，王引之《经传释词》曰“状事之词也”，相当于今语“……的样子”。因此“自然”的本义为初始的样子、本来的样子、本然。老子之所以用“赤子”、“朴”、“素”等来形容“自然”，那是因为“赤子”乃人之初，“朴”为未加工成器的木材，“素”为尚未染色的白布。

    老子主张，世间万物，包括人、地、天、道，都应“法自然”，即依其本性而存在。就人的精神状态而言，要保持虚静质朴。如《老子》说：“致虚，恒也；守中，笃也”；“视素保朴。”就社会道德而言，要弃绝人为、谋虑等背离道、背离自然的因素，这样人民才能复归孝慈等传统道德：“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虑，民复孝慈。”就政治而言，要无为而治：“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也，是以弗去也。”如此，“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犹乎其贵言也。成事遂功，而百姓曰我自然也。”由此可见，不管君主，还是百姓，皆一如其本来的样子，这便是老子的政治理想。

    后来，庄子在老子“自然”的基础上，特别突出精神的“自然”状态。这是一种比西方的个体自由更加根本的自由形式，即超绝的精神自由、生命自由。庄子有时称之为“无待”，有时称之为“彷徨”和“逍遥”，而更多的时候称之为“游”，这也是《庄子》首篇被命名为“逍遥游”的缘由之所在。

    总之，作为一种价值观，自然表现为精神上的虚静、自由，道德上的纯真、纯朴，政治上的无为而治。

    三、仁义

    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早在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已经归结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但如若从中再加提炼的话，非仁义二字莫属。

    孔孟都将“仁”解释为“爱人”。所谓“爱人”，即是对生命的热爱、珍惜与尊重。无疑，这是一种内心体验，所以孟子又说：“仁，人心也”（《告子上》）。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具体地说，仁包括三个由内及外的层面。一是对自我生命的珍惜与尊重：“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生命的本质不在于躯体，而在于生命的精神价值。二是对父母兄弟的热爱，“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三是对芸芸众生的热爱。

    如何才能为仁呢？在孔子看来，为仁之方就在于以己度人、将心比心的心理过程。从积极的方面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从消极的方面看：“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仁政思想是儒家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推行孝悌教化也是为政的一种方式。有子曾经说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据此，将孝悌用于政治，可谓之仁政。不过，这种萌芽状态的仁政只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侧面，其政治主张的基本倾向，可以用德治二字来表达。孔子虽然不否定刑法，但他认为，德治更加根本。后来，孟子明确地提出仁政思想，这是对孔子德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孟子对仁政的解释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这就完全将政治直接建筑在仁的基础上了。

    仁政的实质是重民、以民为本。在中国，民本主义有悠久的历史，《尚书》、《左传》等典籍即多有体现，孔孟只不过是以其德治、仁政思想对民本主义做进一步论证而已。

    义是儒家的另一个核心价值。《中庸》说：“义者，宜也。”义就是适宜、应当、正当。由这种含义，可引申出正义、公平的意思。这个意义上的义，与西方的正义概念相当，但更加丰富、灵活、亲切。什么是判断事情是否适宜、应当、正当、正义和公平的标准呢？是道，所以儒家经常将道义并称。如果说仁是一种内心欲求的话，那么义则更多地出自外在因素，因为作为其标准的道是外在的。

    总之，作为一种价值观，仁义含有仁爱、仁政、民本、正义、公正等丰富的含义。

    四、慈悲

    佛教和其他宗教的最大不同，是主张不通过外在的神灵，而依靠自身的智慧来得到解脱。人们常说的“般若波罗密多”，意思就是以内心广大无边的智慧，来超脱世俗困苦，到达彼岸，所以这个过程，被称为智慧度或智度。按照佛教教义，不但要自度，还要度人，让众生得到解脱，颇有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的情怀。在佛教的话语中，这就是慈悲。

    《观无量寿佛经》中说：“佛心者，大慈悲是。”《大智度论》则明确指出：“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据此，如果我们把慈悲作为佛教的核心价值，大概是可靠的。

    具体言之，慈和悲的含义是不同的，慈是慈爱众生并给予他们快乐，悲是悲悯众生并拔除其苦难。看来，就像儒家的仁、义一样，佛教的慈、悲是一对相辅相成的价值理念。

    慈悲有三种，即众生缘、法缘、无缘。对此，《大智度论》、《佛持论》、《涅槃经》等佛经多有诠释。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是这样总结的：“一众生缘慈悲，以一慈悲心视十方五道众生，如父、如母、如兄、弟、姊、妹、子、侄，缘之而常思与乐拔苦之心，名众生缘慈悲心。此多在凡夫或有学人之未断烦恼者而起。二法缘慈悲心，既断烦恼之三乘圣人达于法空，破吾我之相，破一异之相，灭一异之相之人，但怜众生不知是法空，一心欲拔苦得乐，随其意而拔苦与乐，名法缘慈悲心。三无缘慈悲，此慈悲惟在诸佛，盖诸佛之心，不住于有为、无为性之中，不住于过去、现在、未来世之中，知诸缘不实，颠倒虚妄，故心无所缘，但佛以众生不知诸法实相，往来五道，心着诸法，取舍分别，故心无众生缘，使一切众生自然获拔苦与乐之益，名无缘慈悲心。”看来，三种慈悲是三种境界，所以《往生论注》卷上说：“慈悲有三缘，一者众生缘是小悲，二者法缘是中悲，三者无缘是大悲。”

    佛教的慈悲精神，不限于人类，也遍及花草树木在内的一切生命，乃至无生命的山水土石。这和儒家的民胞物与观念，相得益彰，对于我们今天生态和环境保护来说，很有意义。

    五、中华价值的世界意义

    作为中华核心价值的太和、自然、仁义、慈悲是否具有世界意义呢？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类，太和与自然为一类，如上所述，二者所体现的是宇宙法则，其普遍性自不待言。仁义与慈悲为另一类，所反映的是人性，其普遍价值当然也毋庸置疑。人类感情的同情心和怜悯心是人性的核心内容，而这正是仁义和慈悲的基础。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来自中华文明的世界价值，正好可以补充和纠正那些来自西方文明的世界价值的不足。首先，二者属于不同的价值类型。价值可以笼统地分为终极价值和一般价值两大类型。简而言之，终极价值为终极关怀或终极信仰所蕴含的价值，而那些并非直接关涉终极关怀的价值，可统统归之于一般价值。显而易见，太和、自然、仁义、慈悲等中华价值分别来自不同的信仰体系（道、儒为人文信仰，佛为宗教信仰，易兼人文、宗教两种信仰），属于终极价值，而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则大致可以归为社会价值、政治价值等一般价值。其次，从文化优势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精神文化，而西方现代文化的优势在于物质文化，至于制度文化领域，则中西文明或可分庭抗礼。人们或许会问：现代西方制度文化难道不是其优势之所在吗？在目前忽略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情况下，当然可以这么说。但如果抛弃偏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宝藏，就会发现，中西文明在这个方面不但并驾齐驱，而且存在优势互补的关系。如果说现代西方的政治的性质为民主政治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政治可以称为贤能政治或精英政治。

    民主制度是现存最好的制度，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所接受，但这绝不意味着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那么，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能不能创构出一种比民主更好的政治制度呢？笔者的设想是：在制度框架方面，要在综合西方的民主政治和中国传统的贤能政治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的阳儒阴法的制度建构和德本刑末的观念尤其值得重视。在从政者修养方面，要更多地采用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念。在政治技巧方面，要重视取法道家思想，特别是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