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观看中国道路

    2004年5月，一位名叫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人写了一份研究报告，以“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另一种典范”为核心议题，提出一套看待中国发展道路的新观点，从而引发了一场以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为关键词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但讨论中所呈现出的共识性基本点，却日渐清晰。那就是：中国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中国之所以成功，在于她走了一条借鉴西方经验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中国这条道路，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还在帮助和重塑着这个世界，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时至今日，中国道路不仅是一条现代化的成功之路，而且是一条文明之路、和平之路的理念，正越来越广泛地为世界人民所认同。作为中国人自己，在中国道路的建设过程中，对这条道路的思想认知程度也越来越深刻。这种深刻性的重要标识，就在于有越来越多的思考者认识到，唯有融通历史与现实，打通历史的关节点，将170多年的历史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来考察，才能看清中国道路的来龙去脉。《中国道路》一书的撰写宗旨，即在于将大历史观贯穿到全书中去。

    从历史的维度看中国道路，应当秉持大历史观。也就是说，应当把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今天中国的17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这170多年的历史，从时间断代上划分，通常被分为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三个部分。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是，随着中国道路的拓展，将17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显得越来越必要。因为只有这样做，中国道路的内容及逻辑才能相对地看清楚，看透彻。因此，这部书不是从新中国成立，也不是从改革开放写起的，而是从鸦片战争写起。鸦片战争作为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它既是历史的结果，也是历史的起点，在大历史观中意味着中国道路的起步。从鸦片战争一直到2012年，作者试图通过长时段的视角，从整体上揭示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鸦片战争既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理论概念。作为后者，它是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点，意味着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怎样走这一历史课题的提出。此后，中国人先后发动了三次伟大革命，均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历史课题的解答。第一次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第二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三场伟大革命，构成前后相连、完整持续的因果关系，构成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

    在这条道路的演变过程中，洋务派搞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在不变更大清王朝根基的前提下继续走封建皇权之路，结果，历史抛弃了他们。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发动戊戌变法运动，试图将中国引向皇权资本主义，结果，历史同样抛弃了他们。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和早期中国国民党，试图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社会，结果，政权被他人篡夺。民国初年，袁世凯想让帝制回炉，结果，历史把他钉在了耻辱柱上。与之相伴或稍后，改良主义的、村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三民主义的、新儒家的、复古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种种方案，均被提出或实践过，但历史同样没有选择它们。这就凸显了另一条路，即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正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不断演变、不断积累、不断选择的结果。

    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松提出，历史联系主要表现为源流关系，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关系。这就启发我们，历史“共通性”的思想绝不可废。从这样的高度考察中国道路，我们自然不能割断历史的源流，不能损坏历史的“完形”。我们不仅不应将新旧两个民主革命截然分开，而且不可把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分开。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中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这就是170多年来中国所走过并还在继续走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唯有站在大历史观的高度，才看得真切，看得明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