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然老师，坐哪一班地铁才能再见到您

1

    为了迎接十八大，报社开辟了“名家视点”专栏，要我向李默然约稿。我第一时间拨通了默然老师的手机，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一是我到北京去采访，二是老人先写个提纲，我到北京后面谈。默然老师爽快地答应了第二种方式。

    今年11月6日下午3时50分，我正在北京准备十八大报道，突然接到老人电话，稿子写完了。“李老师，我已经到北京了，马上就能到您家。”我说。老人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地址，生怕我走错了……

    “十八大是一次盛会，我应当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默然老师说，“首先，我从大文化的角度，谈了一下中国近十年来的科学技术、文化成果，然后，又结合蔡武部长的讲话，谈了一下对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见。”

    “李老师，稿子整理完后，我送给您看看。”“不用，我信任你。”默然老师一如既往的痛快。“那，李老师，我先走了。”“啊，你现在就走啊！”语气中明显感觉到老人的不舍。

    本来，我带着相机，准备给老人拍几张照片的，可是，眼见着老人的目光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炯炯有神了，这种情况下拍照，会让一生都是硬汉形象的老人难为情的，所以我悄悄打消了拍照的念头。

    从默然老师家出来，我一眼看见小区对面就是一个地铁站，心里盘算着过几天送报纸，我坐地铁去，在老人身边多呆一会儿。

    晚上回到宾馆，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老人温柔的目光和老去的背影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以前，在沈阳的时候，多次去过老人家，心情从来没有像这样六神无主。11月6日晚上10点17分，我含着眼泪在个人微博上写下了自己的难过心情。

    2

    在我很小的时候，默然老师就是我的偶像。尤其是他在《甲午风云》里把辫子一甩，手握舵把，驾驶着“致远号”向敌指挥舰撞去的场面，每每让我热血沸腾。198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沈阳后，经常面对着坐落在皇姑区松花江街的一栋老楼，像麦加圣地一样朝拜——那里面住着我最敬爱的李默然老师。直到2006年我调入光明日报，与报社的记者叶辉、苗家生一起采访默然老师，才第一次走进老人那个整洁朴素的家。

    叶辉在《李默然采访手记》里真实地记录了我们第一次走进老人家的感受：李默然身披一件对襟毛衣为我们开门，花白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去，身体发胖，已显得有些臃肿，那独特的桔子皮脸，那坑坑洼洼起伏不平的丘陵已变得不那么明显。

    长篇人物通讯《李默然：一出演不完的剧》从写作、修改直到发表，期间我们多次往返默然老师家，并与这位老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默然老师每年都自费订阅光明日报，从此，每年一到报纸发行季节，我们就赶紧给老人订上，稍微晚一点，老人就花钱自己订了。后来，我又协调我的“老东家”，为默然老师赠送了一份辽宁日报。在很多个场合，默然老师都说：“光明日报的记者都特别诚实，言而有信。”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每逢重要历史节点，人们在光明日报上都能看到默然老师的文字。老人在沈阳发起成立老艺术家协会，在大连召开“新时期艺术发展趋势与价值取向理论”研讨会，在沈阳举办中国戏剧（戏曲）导·表演艺术体系论坛，都会吩咐人第一时间通知光明日报辽宁记者站。

    2010年5月，我又一次来到老人家，希望老人能给光明日报写一句祝福的话。老人领着记者，走进台阶上的小厅，来到一张书案前，挥笔写下八个遒劲的大字：“光明日报，前程光明”，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2010年9月17日，与默然老师相濡以沫一个甲子的老伴——龙潮（原名苏玉坤）撒手人间，离他西去。这一天，离他们“钻石婚”纪念日只差5天。噩耗传来，默然老师捶胸顿足，放声大哭。送走母亲，儿子李龙吟怕父亲孤单，特意把默然老师接到北京，一住就是一年多，直到去世。2011年春天，默然老师委托别人，通过电子邮箱，发来一篇纪念老伴的稿子，语气仍是那么谦和：“能发就发，不能发别勉强。”

    当年4月1日，光明日报以《老伴：我的良师和益友》为题，发表了默然老师的纪念文章，老人特意打电话向我表示感谢。感谢我的同事们，我发过去的每一篇默然老师的稿件，都能很快见报。

    默然老师和我的父亲同龄。我和父亲每年见面的次数同与默然老师见面的次数差不多。父亲用农民的坚韧和付出，把我从一个农村的孩子培养成北京大学的学生；默然老师用一个老艺术家的襟怀，引导我做一个诚信、负责任、严于律己的光明日报人。

    老人对自己严格，对别人却宽厚仁慈。他是第一个做广告的影视界名人，也是第一个发誓不再做广告的人。1989年，他为“三九胃泰”做广告，只向厂家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资助戏剧家协会20万元钱办戏剧节，二是必须加上一句台词——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应该遭到全社会的谴责。广告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观众无法接受心目中的英雄和商业利益挂钩。“我什么权利都有，就是没有权利伤害观众的心，以后，我再也不拍广告了。”某药厂厂长拎着一袋子钱堵在他家门口，他避而不见。然而，当本报记者写稿时，提到了他不做广告这件事，他却毫不犹豫地把这段划掉了。他说：“观众是接受不了我这个‘邓大人’做广告，其他演员如果能够通过做广告，打开优质产品的销路，提高了员工的收入，这也是一件大好事。所以说，我不做广告不等于别人也不能做广告。”默然老师为了自己一次伤害观众的举动一诺千金20多年，安贫乐道了20多年。

    3

    今年11月8日晚上，我正在案头整理老人给我的手稿，忽然接到一个同事的电话，“网上说，默然老师走了？”我急忙放下同事电话，拨通了老人的手机号码，“系统忙、稍候再拨”。手机居然没停，我心中升腾起无限希望，但愿网上说的都是胡说八道。然而，接下来拨通默然老师家里座机，打破了我的所有侥幸——仅仅两天之后，默然老师真的走了，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天堂里多了一个老艺术家，世上再无李默然。我伏在桌子上，任悲痛的泪水恣肆地流淌。

    面对铺在桌面上的老人绝笔，我心如刀绞，手足无措。报社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全文发表老人临终前两天写给本报的文章。11月11日，《一切皆因有强大的祖国》发表在光明日报15版头条，手捧着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我忽然又想到了老人家小区门口的那个地铁站。默然老师，我坐哪一班地铁才能再见到您？

    本报记者 毕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