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积极的就业政策取得成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蔡昉:

    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提出国家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并首次将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列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这标志着积极就业政策的形成。为了化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通过“保就业”成功实现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目标。“十二五”规划强调了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是促进充分就业的坚实政策保障，不仅明确了就业在政府政策中的优先位置，还有利于抓住扩大就业的重点领域，瞄准政府实施就业扶助的重点人群。过去10年我国在实施更加积极就业政策方面，取得了以下世人瞩目的成效。

    就业规模扩大与结构调整 就业是否持续扩大，就业结构是否合理，是衡量经济增长成效和包容性的重要标志。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优先要解决的发展问题就是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消化城镇企业冗员，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城乡就业的扩大，实际上就是指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就业扩大速度，以及城乡就业的统筹程度。

    2002年—2011年，城镇就业增长了44.9%，进城就业农民工人数增长了51.5%。同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10.7%的年均增长率，意味着每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带动0.39个百分点的城镇就业增长和0.44个百分点的进城农民工增长，都是很高的就业弹性。除此之外，还有超过1亿农民离开土地，在本地或外地农村从事工资性就业。这种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使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大幅度下降，从2002年的50%下降到2011年的34.8%。

    2004年以来，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近年来演变为全国范围的劳动力短缺，引起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大幅度上涨，意味着我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速度明显加快。这一阶段性的变化，是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的重要转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信号、收入分配改善的契机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加速器。

    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过去10年，劳动力市场发育推动了人力资源通过市场机制更加有效的配置。同时，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更加协调，还充分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上面。

    首先是劳动就业相关立法进展迅速，执法力度增强。例如，仅2008年就颁布了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明确了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和职能，推进劳动合同签约率的提高，加强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成功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经验证明，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在没有损害劳动力市场竞争性的前提下，有力地保护了劳动者免受危机的冲击。

    其次是最低工资标准持续得到提高，制度全面覆盖到农民工。从2004年开始，除遭遇金融危机冲击的2009年外，最低工资标准每一年都有大幅度调整，水平稳步提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介绍，目前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的15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的14元。工资集体协商和集体劳动合同制度也得以广泛推广，更加和谐和分享型的劳动关系正在形成之中。

    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劳动关系的恶化，而是因为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转变为卖方市场，以及劳动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劳动者权利意识和维权意愿明显增强，对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需求更加强烈。顺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加快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劳动关系新格局将进一步得到完善。

    就业仍然面临挑战 过去10年政府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就业政策、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发育、城乡就业不断扩大、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就业问题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劳动者，以及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分别面对各种就业困难，要求政府继续履行公共责任、发挥劳动力市场功能、构建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制度保障机制。

    虽然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企业冗员为表现的隐蔽性失业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就业总量问题显著缓解，但是，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波动相关的周期性失业，以及因劳动力市场不匹配产生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越来越成为新的就业难题。应对这些新课题，要求加快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性障碍，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人力资本保障。

    为此，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内涵应该进一步扩大。首先，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成城乡统筹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性和劳动参与率，缓解劳动力短缺，延长人口红利。其次，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发展教育和培训事业，衔接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防止下一代劳动者陷入技能不足的就业困难。第三，更加积极地构建劳动力市场制度，更加严格执行各类劳动法规，提高劳动合同覆盖水平，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

    （人物素描：郭红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