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科学 甘为人梯

    2012年10月12日15时06分，中国细胞生物学之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郑国锠先生走完了他人生的99个春秋，长眠在他坚守了60年的甘肃兰州。

    郑先生的一生，既是一个学者慎思笃行的科研史，也是一位老师春风化雨的教学史。

    出身寒微，艰苦求学

    1914年3月，郑国锠先生出生于浙江省常熟市东张乡的一户普通农家。他6岁入学，12岁读完小学后因家境寒微而辍学，随父务农，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读完了初中。1931年，郑国锠考入江苏省太仓师范高师部学习，3年后他当上了小学教员。从1934年到1938年，郑国锠辗转江苏、湖南、重庆各地，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学。

    1938年夏，郑国锠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博物系，毕业后又顺利考上了该校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47年，在留美同学的帮助下郑国锠获得了美国田纳西大学动物和昆虫系的奖学金，远渡美国求学，半年后他又申请到威斯康辛大学植物系，师从美国著名细胞学家赫斯金教授学习植物细胞学。

    情牵祖国，扎根西部

    1949年，郑国锠听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决定和妻子同允栩一同回国。为了能早点儿回到国内，郑国锠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就预订了船票，论文答辩一通过他就登上了归国的渡轮。

    回国后，郑国锠同时接到了天津南开、上海同济等数所高校的邀请，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郑先生仍然觉得十分有趣，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兰州大学催得最紧，寄旅费、发聘书，又叫教育部长前来劝说，当时觉得兰州条件并不好，因为他们写信来说提供的房子有玻璃窗、有地板，所有的房子不都是这样吗？”

    然而，郑国锠最终选择了地处中国西北、条件落后的兰州大学，1951年4月25日，郑国锠一家三口抵达兰州，从那时起，在这片植被稀少的土地上，他走过了一个甲子的岁月，直到生命终止。“回来就不怕苦，如果要舒服的话，就会待在美国不会回来。”郑国锠说。

    郑国锠的学生王崇英认为，郑先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更崇尚的是他所从事的事业。2003年，郑国锠将他获得的“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奖金20万元港币全部捐赠，设立了兰州大学“郑国锠生命科学奖学金”，用于奖励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品学兼优的本科生。

    潜心科研，教化育人

    1953年，郑国锠出任兰州大学生物系系主任，在他的努力下，兰州大学生物系很快走上了正轨。1977年，国家科委决定把高教系统细胞生物学教研室设在兰州大学，这是对兰大生物系科研能力的认可。1980年，兰大生物系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了细胞生物学专业，同年，郑国锠编纂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细胞生物学教材，这本教材连续印刷近10万册，成为国内细胞生物学领域影响最大的教材之一。20世纪90年代，郑国锠和他的研究团队解答了国际上长期悬而未决的命题，即由纤维素酶降解细胞壁形成胞间连丝和胞间通道的问题。

    从1955年至今，郑国锠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40余篇论文，是国际上对于细胞融合研究最有成效的科学家之一。细胞生物学是生命科学研究的基础，长期以来对植物细胞融合现象的研究以及在细胞工程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为郑国锠获得了“细胞生物奠基人”的美誉。

    郑国锠先生对自己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对学生实验取得的结果他都要反复检验，即使到了晚年，他还常用放大镜对学生的数据和论文进行审核。除了指导学生做好科研，郑国锠还教导自己的学生如何做人。他认为做人和做学问相辅相成，因此，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他常给学生讲的三句话是：为学先为人。业精于勤，勤能补拙。行成于思，思可创新。

    2012年3月，郑国锠在接受兰州大学档案馆采访时写下“再创辉煌”四个字，这四个字承载着老人对自己工作过的兰州大学的期望，既是鼓励，又是鞭策。3月30日，郑国锠在兰州度过了他最后一个生日。 本报记者 宋喜群 本报通讯员 曹天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