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诺奖是千年中国文学的击缶一歌

    一百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始终致力于发现那些“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以期这种理想倾向灌溉于世。1991年，西班牙女作家内丁·戈迪默，以其“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1971年，智利诗人巴勃鲁·聂鲁达，以其“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1957年，法国作家阿贝尔·加缪，以其“在著作中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1923年，爱尔兰诗人叶芝，以其“永远充满着灵感的诗透过高度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而荣获诺奖。

    这一个个名字连同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们奖项时的理由，标明文学这项行为从来都承载着对世界的不幸与和谐，对人类行为的美与丑的记录、思考和激荡的功能。文学创造独立的精神世界让芸芸众生居住并为他们承担包容一切的责任。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其在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下，深入描绘民间，记述历史事件，在当代背景之下思考事件中的人性。莫言的获奖，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击缶一歌，在世界文坛发出了自己的强音，而这一声高歌，从两千年的中国文学历史中一路奏来，高低急缓，从未止歇。

    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明代山歌和近代诗歌，人本精神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核心和最高准则。而从先秦诸子散文到唐宋古文运动，再到近代启蒙与西学东渐，“文以载道”成为中国文学深厚的实践和伦理传统，为文学注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使文学家重视国家、人民的群体利益，时刻不忘积极有为的人生追求。

    北宋张载有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先贤对读书人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在天地之间树立起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要给万民提供一个价值观，要在文化上做薪火相传的接力者，要将这种文化价值推广开去。这与诺贝尔文学奖对理想倾向和贡献的追求是共鸣的。

    时至当代，价值取向多元，文化形式丰富，有人提出“文学式微”的担忧。在这种时代背景中，诺贝尔文学奖之于世界、莫言获奖之于中国文学，其意义自不待言，那就是使人们看到，广袤大地上总是会有一群书写者，将自己的热情、智慧和坚强的意志奉献给文学，始终关注人性与人心，始终坚持“守先待后”的理想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