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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10月23日 星期二

    回望北医百年:中国医学强盛史

    《 光明日报 》( 2012年10月23日   06 版)

        “医校目的,自主观言,在促进社会文化,减少人民痛苦。自客观言,西来宗教,都籍医学为前驱,各国的医学集会以及印刷物中,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实在是一件最惭愧不过的事。所以这所学校,不仅给诸位同学一种谋取职业的本领,使你们能挣钱,实在是希望诸位负起促进文明,用学术来和列强竞争的责任……”

     

        这是1913年1月,在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校长汤尔和对从京沪两地招考的第一届72名新生的致辞。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即是今天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1912年10月26日宣告诞生,是我国第一所西医学校。2012年10月26日,北医将迎来百年华诞,回望北医百年,也是回望中国医学教育的百年。

     

        艰难初创和中国第一部解剖法令

     

        北医诞生于国弱民贫、强敌欺凌之际,学校初创时,条件极为简陋。开办经费800元,学校有“旧屋数十间,旧显微镜一架,中国旧医书数十种”,聘定教职工仅9人,艰难程度可见一斑。即便如此,教师们仍是恪尽职守,努力编写和翻译医书进行教学,培养出的学生是当时医学院校中最多的。

     

        1913年,在汤尔和等人的努力下,学校起草的《解剖条例》获准公布,这是中国第一部解剖法令,使中国“自古无称不能谓讳也”的解剖从此走进医学领域,使中国的医学发展真正建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上。

     

        20世纪上半叶,时局动荡,中央政权不断更迭,北医名称被变来变去。1937年,日本侵华,北京沦陷,高校内迁,医学院部分师生到西安组建临时大学医学院,1939年,独立成为国立西北医学院,没有西迁的师生,在沦陷区忍辱负重,继续办学。1946年7月,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当时由北医改编的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六分班连同附属医院并入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院。

     

        纵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北医的37年,所走的是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北医的前辈们,以无比顽强的精神,坚持科学与民主,推动医学教育,使学校在救亡中得以维持,并从初建时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医学专门学校,成为有一定规模的高等医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术上有所作为的医学家。37年中,学校共毕业学生1166名,为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医药卫生事业打下了基础。

     

        领先起跑和中国第一医学教育

     

        1952年,北医从北京大学独立出来,成立北京医学院,直属卫生部领导。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以及人民对医疗卫生的迫切需求,北医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新校舍开始筹建,学校调整专业设置、改革学制,教学工作备受重视,招生人数大幅增加,据记载,到1957年时在校生达到3214人。

     

        上世纪50年代的北医重视学风建设,对学生要求严格。“对于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要认真掌握;要有严肃、严谨、严格的作风和态度进行学习。”这就是当年北医人耳熟能详的“三基三严”。“三基三严,孕育出北医人特有的品格,有人说是厚道,有人形容是聪明人带着一点傻劲。”北大医学部教授王宪说。

     

        1978年,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时任北医院长的马旭随中国医学代表团到澳大利亚访问,回国后立即在学校创办英语培训班,60多岁的他带头学英语,成为“零基础”的学员。之后,他又率先冲破重重阻力,派遣70多名骨干教师出国学习。当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兴起第一次出国潮的时候,首批赴美深造的北医人已经归来,成为北医发展最强劲的储备力量,至今,很多人都认为正是此举让北医在学科发展上较之兄弟院校取得了先机。

     

        1985年,北医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7所大学中的唯一一所医学院校,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乙型肝炎疫苗研制成功;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液电冲击波体外碎石机发明;骨髓移植亚洲领先;针刺镇痛的中枢神经递质机理探明;胸腺内T细胞功能发育程序得以确定;呋苄青霉素与酰脲类青霉素得到开发;123种中药材品种质量评价体系建立,使北医站到了全国医学院校之首。

     

        2000年4月3日,原北京医科大学与原北京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大学。这是北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合校使北医进入到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建设与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12年来,在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生教育、学科体系建设、重点学科和科研基地建设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无论是SCI论文发表数目,还是重大、疑难疾病的防诊治科研成果,都处在国内领先地位。

     

        勇于担当和一群厚道北医人

     

        自创立之初,北医人肩上背负的就是“促进社会文化、减少人民痛苦”的责任。

     

        而今,北医人秉承以社会为己任的传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面对灾难,北医人从不退缩。

     

        2003年,在抗击“非典”的严酷斗争中,北医及各附属医院临危受命,两千多名医护人员战斗在医疗一线,承担了北京市四分之一的救治工作。人民医院主任医师丁秀兰同志、人民医院护师王晶同志以身殉职。

     

        2008年汶川大地震,由北医三院、人民医院等9家医院50余名医护人员组成的首批国家医疗救援队,火速集结,奔赴灾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医师生、医护人员承担了大量志愿服务和医疗工作,驻场馆医疗团队接诊病人9000余人次,有力保障了奥运会的顺利进行。

     

        2010年玉树地震,医学部派出了由45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他们克服头晕、呕吐、发烧等高原反应,转战玉树、西宁、格尔木等地展开医疗与心理救援。

     

        “北医人身上有一种精神:厚道。”北大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说。

     

        的确,在北医,“厚道”的典范不胜枚举。校友王忠诚冒着被大量放射线伤害身体的危险,积累了2500多例神经外科病例;校友钟南山为证明缺氧时的肺功能,自我吸入一氧化碳,获得了无价的科学数据;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使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病患受益,而发现者屠呦呦的名字在半个世纪之后的2011年获得拉克斯奖才被世人知晓……当然还有平凡的在新疆扎根一辈子,已经87岁的老北医人,“我问他,苦不苦,他说不苦。问他后悔不后悔,他说不后悔。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在这里被需要的感觉实在让人太幸福,这就是厚道的北医人。”柯杨说。

     

        100年,北医见证了中国医学教育的一个世纪,北医人则以他们的厚道,走出了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强国强民之路。

     

        本报记者 王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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