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痧》、另类文化与他者伦理

    人们面对另类或者他者，首先可能想到的是去同化它或归化它，把它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使他异性可以被认识和理解，从而消除那种“危险、不安、忧虑”的状态。——尼采

    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一直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定位为主客体的关系：自我不断地消化、吸收他者，将其纳入自我的意识内进行感知和认识。他者从来没有获得与自我对等的地位。——依曼努尔·列维纳斯

    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中可谓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分支，我们的文字、历法、宗教、生活习惯、价值体系都与西方不同。虽然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的四大发明已经被世界挪用，对人类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我们的文化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被世界认识和理解。2004年的影片《刮痧》讲述了一个华人运用中国传统的治疗方式治病，却在美国招致无穷无尽的、令人瞠目的麻烦。对于西方来说，“刮痧”是一种伤害，一种虐待，刮痧留下的痕迹就是虐待的证据。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不存在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不可取的东西。西方的医学不能证实人体的经络、穴位，但在实践中经络与穴位的确存在，针灸的确能够治病，刮痧也的确有疗效。

    《刮痧》反映的是东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所引起的冲突。这种冲突自西方人来到东方，开始与东方人交往之时，就已经开始。中英关系史的一开始就已经蒙上了文化冲突的阴影，著名的“礼仪之争”就是这种文化冲突的例证。1798年英国国王特使马嘎尔尼勋爵来到北京求见中国的乾隆皇帝时，因拒绝向乾隆叩头只愿行单腿下跪礼，受到了乾隆的冷遇无功而返。

    从当今的角度回望历史，应该说“礼仪之争”仅说明在同一件事上，东方和西方的理解不同。在过去几百年中，世界的发展逐渐由西方文明所主导，西方逐渐拥有了标准的制定权、话语的主导权，因此凡是不符合西方标准的现象都被视为另类现象，凡是与西方文化相抵触的文化都被视为另类文化。可以说，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对于西方来说可能就是一种另类文化。在东西方的接触、摩擦和冲突中，西方逐渐发现中国文化的截然不同的性质。黑格尔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几千年没有改变，“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的话在西方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在19世纪的西方一直被斥为“停滞的帝国”，英国诗人丁尼生写道，“宁要欧洲的五十年，也不要中国的一千年”。

    正如丁尼生的诗句所示，中国的他异性往往是建立在欧洲的主体性基础上的。欧洲人的自我认识往往是与东方相比较的结果。马克斯·韦伯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又写了《儒教与道教》，将清教伦理与儒教伦理进行了深入比较。他认为西方和东方的差异是理性和感性的差异，“感性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没有取得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因为儒教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抵触。资本主义企业需要的是理性的管理模式和纯粹客观的经营关系，而儒教伦理显然是一种宗族伦理，“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说白了，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办事看关系；而西方是法制社会，一切公事公办。从传统的中国来看，韦伯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从而为“停滞的帝国”找到了一个解释。

    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另类地位仍然在被书写。所谓另类，是指主流之外，与主流相异、与主流相抵触的思想或行为。法国思想家福柯在《物与词》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在一本所谓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中国作者将动物分类为1.属于皇帝所有的；2.有芬芳的香味的；3.驯顺的；4.乳猪；5.鳗鱼；6.传说中的等共十四类。看到这样的分类，福柯哈哈大笑。然而他的意图并不是要嘲笑中国人的思维另类，而是为了展示一种差异性，他称之为“异托邦”，而非“乌托邦”。福柯的笑声暗示了一种思想的裂隙，启动了他对思想的限度、知识的秩序和条件等问题的思考。中国的另类思维让福柯得以考问西方思维方式的合理性和普世性，从而展示被普遍接受的真理和知识其实是一种此在的、历史性的和暂时的秩序。

    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曾经说，“未知之物使人感到危险、不安、忧虑，——第一个冲动就是要消除这种令人痛苦的状态”。人们面对另类或者他者，首先可能想到的是去同化它或归化它，把它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使他异性可以被认识和理解，从而消除那种“危险、不安、忧虑”的状态。但是，同化和归化不总是和平的，有时可能伴随着暴力。同时，不同文明之间可能互为他者，在同化和归化过程中，“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在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社会中，人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价值观不同，文明的冲突可能尤其明显。美国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就断言，世界的五大文明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未来的世界将各自为自己的价值观而战，文明的冲突极有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亨廷顿代表了美国比较流行的“对抗说”，而文明之间的互动并不一定非诉诸对抗不可。与对抗模式相对应的是“和谐说”，有点像中国的“和而不同”的理念。不错，文明之间的互动可能有摩擦和冲突，但也有协商与理解，最终可能还有宽容和接纳。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年代开始，西方人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他们认为自己要传播文明与进步，要改变中国，使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他们做到了，科学和理性的思想在中国已经被普遍接受，但是在更多的方面他们失败了，中国还是中国。

    20世纪后期，西方伦理学的新发展所强调的不是对他者的同化和归化，而是“对他者的责任”。法国哲学家依曼努尔·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说，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一直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定位为主客体的关系：自我不断地消化、吸收他者，将其纳入自我的意识内进行感知和认识。他者从来没有获得与自我对等的地位。列维纳斯的目标就是要确认他异性绝对地、无限地存在，不可被消化和吸收；同时他将他者的存在视为主体性建构的必要条件，主体性正是在自我对他者的回应中被给定的，因此他异性丰富了主体性，对他异性的尊重是真正道义生活的开始。

    《龙年》是根据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同名戏剧改编的好莱坞大片，讲述了一个纽约白人警察进入华人街去铲除黑社会的故事。对此行动进行跟踪报道的华裔女记者在与这位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警察的争吵和抗争过程中，双方逐渐改变、接纳对方，最终两人相恋、牵手。我们有很多理由批判这部影片对华人犯罪状况的夸大。但是如果把这个故事本身视为寓言，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文明之间的摩擦与个人之间的摩擦类似，它们在相互切磋、相互交流中实现磨合和理解。虽然文化之间可能不会最终实现大同，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预见的世界大同的情况可能不会出现，但是不同文明在相互碰撞和交流中，各自实现自我完善是可能的。世界将会是多样的，但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这就是中国的智慧：“和而不同”。（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