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命与新命旧邦

    编者按：从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建立至今，中国现代哲学学科已经走过整整100年的历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发展，哲学发挥了独特而巨大的功能和影响，也经历了远不平坦的磨练。值此新的世纪征程开启之际，我们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郝立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以“哲学与当代中国”为主题撰文，总结历史，反思现实，希冀哲学继续为民族振兴和学术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如学者熟知的，诞生在古希腊的哲学，其本意是爱智慧。智慧不是一般的知识，它是对于存在的统一性及确定性之根据的追求，因此会涉及到诸如万物的本原、知识的基础、生命的意义等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直接影响着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确立。中国传统里也有类似的思考，所以随着西学的引入和大学制度的建立，哲学学科也随之出现。

    从中国哲学的传统来看，哲学可以被描述为追求“道”的学问。当金岳霖用《论道》命名一部主要哲学著作的时候，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哲学的性质以及自己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责任。冯友兰更进一步地用张载的四句话来说明这一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自应期许者也。”（《新原人》自序）天地之心就是道，生民之命在此可以获得安顿。按照张载的理解，此道体现于往圣的绝学之中，所以要继承和弘扬之。如将此道行之于世，天下之太平可致。

    对儒者张载来说，道的内涵当然不是问题，那就是从尧舜到孔孟一直传承着的仁义礼智。他生活的时代，除了仁义礼智之外，还有佛老的虚无之论，思想世界呈现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佛老在差异和冲突中与儒家互补并存，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世界。但这种局面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思想的进入而开始被打破，从知识精英到黎民百姓，都不得不承认和接受另外一个“道”的存在。自此，中国就陷入自身和西方两个不同的道的冲突和纠结之中，这个冲突一直延续到现在，构成当代中国的最大现实。

    此道和彼道之间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这是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们普遍追问和思考的问题。它们的不同是民族的，还是时代的？如果是民族的，那不过是普遍性思想的不同形态而已；但如果是时代的，则有古今新旧的区别，中国文化不过是文明的古代形态，西方之道则是其努力和进步的方向。随着人们给出的不同理解，解决的方案也就截然不同。认为是后者的，必然会导致全盘西化，或者接近全盘西化，因为西化不是西方化，而是现代化。认为是前者的，自然会主张中国本位，虽然不墨守，却也不盲从。和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会出现的情形一样，也一定会有某种调和的态度。冯友兰在民族的和时代的模式之外提出中西之别乃是社会类型的区别，其中既包括时代的一面，也包括民族的一面。就其时代的一面来说，是需要改变的；就其民族的一面来说，则不必改变。所以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是在民族的形式中进行内容上的改变，“旧瓶装新酒”似乎是很恰当的比喻，“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则是其典雅的表现形式。这种解决看起来比较公允和全面，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把握，才能够达到既保持民族性，又不失其现代性呢？

    无论如何，此道与彼道的并存和冲突已经使我们不可能局限在老传统中“为天地立心”了。已经有了一个更大的天地，有了对世界、生命、价值和秩序的不同的理解。我们离不开传统，却又不得不面对西方。如人们看到的和经历的，西方越来越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包括马克思主义。不能想象可以离开西方的视野来看中国传统，在1949年之后的几十年中，更是无法离开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视野。作为西方价值象征的民主和科学几乎被20世纪绝大多数的中国哲学家们所欣赏，传统思想一定要经过它们的检验才能获得其现代的意义。以新儒家思潮为例，民主和科学几乎是默认的肯定选项，儒家思想继续存在的正当性取决于它能否摆脱封建专制的阴影，并进而成为民主与科学的基础。新儒家是中西合璧的思想形态，是在接受西方价值的前提之上肯定儒家传统的意义。就这一点而言，它和宋明的新儒家面对佛教的姿态有着实质的不同。

    如汤用彤“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说法所指示的，新时代的天地之心必须也只能在中西思想的融合会通中去寻找。从现代中国哲学的创造之路来看，无论是冯友兰和金岳霖的新理学，还是熊十力的新心学，都力图在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中展开自己的思考。张岱年曾经如此评价说：“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体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张先生认为，三者的思想里中西的比重是不同的，熊十力是中九西一，金岳霖是西九中一，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则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经过了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毁灭传统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不同形态的融合中西的思想努力，当代中国无论在面对西方思想还是传统价值时都已经平和了许多。粗暴地给这个世界安个心，或者人为地、简单地做个“心”移植手术的想法和做法被证明是失败的。没有人坚持我们必须生活在过去之中，中国人可以拥有另外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没有谁可以轻易地告别过去。和“旧邦新命”说法同样重要的，是“新命旧邦”。旧邦新命侧重在新，是立足于西方思考传统；新命旧邦更突出了旧，是立足于传统思考西方。我们在旧邦中迎接新命，但新命也必须奠基在旧邦之上。在这样的理解之下，传统思想的意义会更加突出，寻找其在当代世界的主体性就成为一个必然的方向。过去有效地支撑了传统中国，并塑造了中国人心灵和生活世界的那些核心观念，在经过了创造性转化后，或许仍然有能力回答当代中国和世界提出的问题。

    冯友兰在晚年仍然讨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问题，但这个讨论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民族性不再局限于表面的东西，而具有了实质的内涵。《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卷的总结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第二部分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在第一部分，冯友兰立足于中国哲学的传统，特别突出了哲学在提升人之精神境界方面的作用。第二部分则突出了中国哲学相对于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言的独特价值。他引用张载“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说法，阐发其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在这里，冯友兰显示出了哲学家的智慧，并使中国哲学内在地具有了直接面向当代中国的意义。

    这当然不是中国哲学价值的全部。儒家、道家、佛教中的那些最主要观念，如仁义礼智信、无为自然、虚空慈悲等，在西方思想的观照之下，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之中，经过了创造性解释之后，仍然有其内在的生命力。这不是回到过去，或者退缩到民族主义立场。中国思想和哲学真正主体性的建立一定是立足于当代、从传统出发拥抱世界的结果。如果缺乏价值普遍性和多元化的态度，对中国思想主体性的追求将很可能发展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而对另外的传统表现出排斥的心态。

    当一种文化传统面对强大的挑战时，拒绝或者封闭会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思想史学者还会把这种心态和政治与心理上的不自信联系起来。在民族和文化危机的时刻，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凝聚以图存的基础，又是封闭而固守的根源。宋代的新儒家学者往往都有出入佛老数十年的经历，然后反求六经得之。正是这种真正和深入的交融对话，才有一个新的思想形态的诞生。在批评和对话中，他者的长处与自身的局限才会充分地显露出来。中国哲学如果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充分显示其价值和意义，那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充分地对话与融合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哲学一方面要立足和自信于自身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其他传统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