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赶太阳的人们

    《英语词典》主编约翰森（Samuel Johnson）谈到自己编纂词典的体会时说：“追求十全十美，就像阿卡狄亚（Arcadia）的原始居民逐日一样，当他们追到似乎是太阳栖息的山顶时，却发现太阳依旧遥不可及。”每一个词典编纂者，都应该做追赶太阳的人。词典的每一次修订，都是我们向更高目标的一次攀登。

 

    ——《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者之一 晁继周 

 

    江蓝生的手从北师大教授王宁的额头移开。“滚烫滚烫的！”她说。“这么多著名专家来给我们提意见，鲁国尧教授远道从南京来，张志毅先生从烟台来，王宁先生发着高烧在会上发了言……上哪找这样的机会，情义无价啊！”主编江蓝生心中腾起感动。

 

    “我这几年，都在磨这个词典。”江蓝生说的是《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6版。“这是大众期望最高的书。因为，典，给人提供依据。虽说没有一部没错的词典，但我和我的同事们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们要尽量减少差错。要提高，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加强研究，做第6版，我们开了21个研究专题，是否到家了？没有！还有些专题，没有列入。专家们对第六版给予了好的评价，我们稍微高兴一下就行了，下面就要诚惶诚恐地开始做第6版的修订工作了。”

 

    和江蓝生一样，《现汉》编纂者们的心中，充盈着同样的温暖与感动，同样的忐忑与追求。

 

    《现汉》已经发行了5000万册。从1956年编纂启动到2012年夏天开始第6版修订，这本为“现代汉语的词汇规范，为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而编纂的词典，会衍生出多少感动你我的故事呢？

 

    留在《现汉》影集中的主编剪影

 

    1955年，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作为一项基础工作，提到新中国建设的日程上。

 

    担起《现汉》第一任主编担子时，吕叔湘52岁，是中科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一位学术成就卓越的学者，在语言研究、推进语文规范化和普及语文教育、语文知识中贡献不凡。“由吕先生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组织力强的学术大师负责完成国务院下达的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任务，是时代的正确选择。”学者韩敬体说。

 

    在学术研究上如日中天的吕叔湘将要去开启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那里，既风光旖旎，也荆棘遍地。

 

    “编纂一部比较满意的详解现代汉语词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不但需要学习近代的科学的词典编纂法，吸收先进经验，还要解决编纂汉语词典时所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首先，确定某一形式是词不是词；其次，作出词的语法说明——这些，在汉语语法结构的研究还未取得满意结果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的课题。还有未见著录但是在各行各业中流通的词汇，需要有系统地搜集。此外，词目的取舍，成语的安排，词义的分析和说明，例句的采集和选择，这些一般词典编纂法上的问题也都需要很好地结合汉语的实际情况来解决。无疑问，这个工作是艰巨的。”（罗常培、吕叔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1956年）“出征”前的吕叔湘已十分清楚，前面等待着他的将是怎样的困难，但他依旧坚定地向前走去。

 

    “主编不虚设。”北大教授陆俭明说这是《现汉》的传统。从吕叔湘担任主编的第一天起，这个传统就开始了。

 

    1958年2月1日，吕叔湘亲自开始编写细则。5月5日的日记记载：“剩‘释义’一节，最难。”6月13日日记说：“这东西真吃功夫，外人不得知。”10月底，整理好的细则交付打印。这是怎样的一部细则啊，两万多字，180项条款，将8个月前众人心中虚无缥缈的《现汉》编纂之事，出落成一幅可以感受的蓝图。这个细则，历经半个多世纪，到今天仍然是鲜活的。一代又一代《现汉》编纂者用艰辛的劳动，为它注入新的生命。“先生确定的总则，依然为我们今天提供着指导。”江蓝生说。

 

    吕叔湘的日记，为我们留下了《现汉》编纂最初岁月的记忆。12月10日的日记说：“看一个‘成’字，平均每小时20条，不可算慢，但是这样也只能一天200条，还是赶不上，奈何！！”12月30日的日记又说：“今天实足看稿约12小时，也只看了240片光景，合一个小时20条，也还是赶不上，而况不可能每周7×12乎！”1959年的元旦，吕叔湘也在赶着看稿：“今天看稿……光一个‘的’字就耗费两小时。”这样的日子还在延续。1月31日的日记记着：“白天黑夜忙着看新吸收的意见，天天如此，日记也顾不上写了。”日记就此中断了大约一个多月。吕叔湘仿佛是田径场上的竞技者，在与时间赛跑，拼尽了全力。

 

    1993年，90岁高龄的吕叔湘又一次谈到当时的情形。“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历尽艰苦，其中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要编好一部词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汉》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综合，工作繁杂，当然十分辛苦。而我们编《现汉》又有一些偶然性增加了工作难度。一是人手生，参加编写的人大都没有编过词典，要边学边干。二是工作生，这类的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三是时间紧，要在一两年内完成四五万条的编写任务。我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间十二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

 

    韩敬体记下的，是他听来的事情。“那时词典室办公地点在西单一带，而吕先生家住中关村。每天上班，早出晚归，都是乘公共汽车。中午带馒头，就开水吃，可他那时患着胃病。他每周要审改定稿2000条，平均下来，每天要定稿300多条，工作量极大，所以，晚上常常要带稿子回家看。1958年冬天，语言研究所搬到西城端王府，吕先生家也搬到了拣果厂，家离所近了，他就每天晚上和星期天到所里加班，真是极端辛苦劳碌。”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吕叔湘出色地主持编纂出《现汉》试印本，为日后的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1年，《现汉》主编的担子放到了著名学者丁声树的肩上，“惜墨如金、保证质量、方便读者”三条宗旨贯穿他主持的编纂、修改工作始终，成果结晶为1965年的“试用本”。

 

    丁声树是何许人物？朱德熙说：“就当时汉语语法研究的水平说，他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的学问真可以当得起博古通今四个字。”说到丁声树，著名学者刘大年“脑海里一直萦绕着这样几个字：志节高尚，学术精深。他一辈子淡泊为怀，以致淡泊到了忘记自己的程度，一辈子不知道‘热衷’为何物，尽管在辞书里他对这个词作过准确的解释。他所奋力追求的，只有国家民族的学术繁荣、人民的需要、人民的利益”。

 

    就是这样的一个学者，当国家需要他去主持《现汉》的编纂时，他义无反顾。

 

    从1961年到1979年，在《现汉》主编位置上的丁声树，坠入了字网。“丁先生是最后把关人，责任最大。他在学问上主张精益求精，并且说到做到。通读字典不怕别人说‘瓶口细’，坚持一条一条看完。”“丁先生在词典室的19年，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里的19年：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长时间协同丁声树研究汉语方言、审订《现汉》（试印本、试用本）的著名学者李荣说。

 

    与丁声树有60多年交往的学者胡厚宣记得，丁声树主持编纂《现汉》时，为了火车“车皮”一个词，曾找到他在铁道学院教书的大孩子反复询问了好多次。学者金有景回忆道：“丁先生的严谨，在《现汉》的定稿中也可以看出来。《白毛女》里有个词‘玉茭子’（玉米），这个‘茭’字读什么音，一时可供查考的资料不多。在确定读音之前，丁先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直到当面向著名作家赵树理请教了，赵树理说这个字读jiāo音，丁先生这才放心了。”

 

    念兹在兹，丁声树平日里走路、乘车、吃饭、会客、上医院，总是放不下“形音义”。在修改《现汉》送审稿的四五年间，丁声树每个星期天都像平常一样到办公室看稿。即使是研究一个字，他也要求自己尽可能收集到所有的材料。

 

    将“癌（yán）”字音改为ái音，是丁声树的贡献。他注意到医生口中的“胃ái（胃癌）”和“胃yán（胃炎）”是有区别的，而词典中两者却是同音词。“癌”从“喦（yán）”得声，历来如此。为此，丁声树特意走访了多家医院，才知道大夫们早已约定俗成地将“胃癌”读作“胃ái”。一切从语言实际出发，丁声树果断地将“癌（yán）”音改标为ái，从而在词典中将“胃癌（ái）”、“胃炎”严格区别开来。这一变更，肯定了医生们的创造，极便于一般人口头表达，很快为社会广泛接受。

 

    学者单耀海回忆说：“1978年，《现汉》正式出版后，大家拿到了第一笔稿费，丁先生说：‘不要计算我的，我那一份不要。’”

 

    丁声树最后是在《现汉》主编的岗位上倒下的。长期的高血压、心脏病最终摧毁了他的健康，突发的脑溢血，使这位语言学家丧失了部分思维与说话的能力。“丁先生病了。病了还是丁声树，照样背书，照样认难字。”到医院看望了丁声树，李荣回来对同事们说。谁想，两年后，一次更严重的脑溢血，彻底击垮了丁声树生命的顽强。再也不能说话，没有思维的丁声树，在病床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8年。

 

    筚路蓝缕，艰苦备尝。这就是开创者们留在《现汉》编纂历史中的剪影。

 

    这些名字闪亮在历史深处

 

    “除了语言所的专家学者，参加到《现汉》编纂中的还有哪些人？”记者问。

 

    韩敬体没有马上回答，从桌子的另一头，端过一个如今已不太多见的卡片盒。“这是我为编《现汉》50年纪念文集从地下室找出来的，当初上百万张卡片现在都放在那儿，没时间整理。”他边说边翻捡里面的卡片。

 

    半个世纪的岁月，让面前的卡片十分沧桑。

 

    面前，是韩敬体找出的词条“佛教”卡片。留在方寸之间的，是已经十分久远的事情。“佛教词条，专送了一些机构审阅。”韩敬体解释说。卡片上，有历史所熊德基先生提出的意见：“似可提一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很兴盛。”季羡林则提出：主张三条不确切，不好改依历史发展说。……“但在锡兰……等国”改为“亚洲许多国家”。叶圣陶的修改意见是：“‘六世纪后’第一个世纪是七世纪，以下世纪都在‘六世纪后’。我以为这等地方应说‘X世纪始’。”这些意见，是《现汉》试印本出版前征求意见时提的。查阅手边的《试用本》，我们发现，季羡林的意见已被采纳。

 

    韩敬体拿出的另一张卡片，是“否”的词条。用毛笔书写的清秀小楷下面，署着著名学者王力的名字。魏建功也对这一词条提出了3项修改意见。

 

    100多万张卡片上，会留下多少当时著名学者的思想、学问与墨迹，现在还是个谜。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后来人却是于历史深处听惊雷了。

 

    编纂者刘庆隆说，《现汉》试印本编纂时，调动了全国300多个单位，包括杂技团、曲艺界、军事科学院等，词条涉及到的所有专业部分，都送相关部门征求意见，人家审稿花了大功夫。征求意见并不是一次，单铅印的征求意见稿就4遍，油印稿就更多了。

 

    语言所原副所长董琨说，参与《现汉》编纂工作的都是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大家，除了吕叔湘、丁声树、李荣之外，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陆志韦、陆宗达、石明远、王力、魏建功、叶籁士、叶圣陶、周定一、周浩然、周祖谟、朱文叔等都参与其中。这些大家不讲名利，把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现汉》。《现汉》是语言所编写的，但实际上凝结了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心血。

 

    修订《现汉》，聚集了当时各个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与专家。有人做过粗略统计，征求意见的范围，涉及149所大中学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

 

    有一个人的名字，没列在编纂者中，而是留在了《现汉》出版的历史中，他是著名出版家陈原。1972年，国家已经陷入小学生上学连一本字典也买不到的困境。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使语言所和商务印书馆启动了“文革”前没来得及正式出版的《现汉》的修订。1973年5月，《现汉》“试用本”终于出版。但仅仅10个月后，姚文元借“燎原煤矿评论组”为词典提意见之名，发动了一场针对《现汉》的大批判运动。一时，帽子乱飞，棍子乱打，商务印书馆大礼堂挂满了批评当时主持工作的陈原的大字报，有人甚至将大字报糊在他办公室的门上。风口浪尖上的陈原，承受着巨大压力，但他泰然处之，冷静而倔强。他那睿智并具有远见的“划清词典工作八大是非界限的著名论点”，在搏击风浪中诞生。上边有人要把《现汉》成书化成纸浆，陈原却让商务人把几万册词典巧妙地入库封存起来。直待“四人帮”倒台，这些词典终于发行到读者手中，解了全国词典匮乏的燃眉之急。

 

    一部部《现汉》人生

 

    语言所现在还在建国门内大街社科院六楼的西头。走在幽静的楼道里，记者想起了李荣——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人很消瘦。想到这次再也见不到和蔼可亲的先生，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感慨顿生。

 

    有人这样评价李荣：他是《现汉》的主要定稿人之一，在长达3年的词典定稿时间里，他殚精竭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学识和智慧。这里说的3年，是1961年到1963年，李荣因营养不良患着浮肿，眼睛高度近视的他，看色黄粗糙的劣质纸上的6号字整整3年，眼底黄斑病变、出血都不知道。“结果，报销了一只眼睛。”那一年，他才43岁。

 

    从《现汉》试印本开始，就是主要编纂人员的刘庆隆，参加了《现汉》六个版本的编纂，可谓《现汉》“六朝元老”。如今88岁的刘庆隆因病已经不能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他说的话，连平日照顾在他左右的女儿也已经无法听懂。几年前，他将一段文字，写在他《辞书编纂工艺导论》的后记里。

 

    “时间过得真快，当初懵懵懂懂的毛头小伙子，如今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样事情，就是编辞书，其中主要有两本，一本是《新华字典》，一本是《现汉》，都是从开始就参加，并且一直坚持到今天的。”

 

    “说起来，干什么事情，能干成、干好都不容易，编辞书尤其如此。它既要有理论基础，也得有实践经验，还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是任何一位语言学家都是辞书学家，没有亲手编过辞书的，总有隔膜。”

 

    书中所集文字，是刘庆隆多年的积累，“有的写成文章发表了，有的写成文章压在了抽屉里”。看到现在讲辞书编辑具体方法的书少，更有感于“编辞书，需要了解的东西太多，学习摸索的过程也比较长”。于是，他把自己多年以前写好的旧稿拿出来出版，给刚从事辞书编纂的人提供借鉴。可此时，他“已经不可能重新整理加工”旧稿了，不仅因年事已高，而且，病患缠身。

 

    1956年启动《现汉》编纂时，韩敬体还是河南柘城第一中学初三的学生，晁继周在北京四中读初三。

 

    1964年，韩敬体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科院语言所。“一来词典室，丁先生就发给我们两部书：八本《现汉》试印本和1962年修订的《新华字典》。”看字典，成为韩敬体工作的第一课。这以后，近五十年，韩敬体的大悲大喜都没有离开过《现汉》。采访时，韩敬体翻着一版版《现汉》，给我讲一个个人，一件件事。“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北京晚报》上有一篇文章，讲‘娘子关’的。说，平阳公主（李渊的女儿）率领百万女兵，驻守娘子关。那时代，会有这么多女兵吗？我有些怀疑。去查《辞海》，也是说平阳公主组织妇女成军。我又去查《隋唐嘉话》等书。终于查出‘李渊的女儿统帅的军队号称娘子军’，并非女子成军，而是女子为统帅之军。由此，《现汉》的‘娘子军’词条，有了准确的表述。”

 

    这样的事，发生在词典室每一个编纂者的工作中，发生在《现汉》编纂的那些日子。《现汉》一个个词条的注音、义项分合与排列、具体释义、举例等始终以学术引航、以学术研究为支撑。这种学术研究始自词汇的采集，贯穿词典编纂每一个环节。

 

    “编词典有辛苦，有后怕，心中始终忐忑不安。编词典，要求知识广博，这就催促我多学、多看，学了一辈子，还是赶不上需要。”韩敬体已经退休12年了，12年中，他与晁继周一同主持了《现汉》四版、五版两次修订，又参与了《现汉》第六版的修订。“能为我国的语文发展做点事，此生没虚度。”韩敬体说出心中所想。

 

    “我编《现汉》34年了。这工作，责任大啊！手中诞生的是‘无声的老师’。词典出版的时候，读者非常兴奋，我们这些人却惴惴不安。词典编写、修订中常常遇到矛盾，弄得编纂者很纠结。你记录了语言实际，却常常被指责为‘不规范’。记录语言，指导使用，对语言规范标准中存在的问题，既不盲从，也不回避，而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妥善处理，这样才能更好地捍卫民族语言。浑然不觉的规范，才是最成功的规范。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是检验标准的标准。如‘荫’《审音表》规定只读yìn，不读yīn，‘树荫’‘绿荫’一定要写成‘树阴’‘绿阴’。我做了调查，从1986年4月12日《审音表》正式颁布施行起，到2004年5月31日，《人民日报》‘树荫’‘绿荫’‘林荫道’‘绿树成荫’四个词语的词形分布情况是：‘树荫’253，‘树阴’13；‘绿荫’698，‘绿阴’21；‘林荫道’131，‘林阴道’3；‘绿树成荫’442，‘绿树成阴’9。这里还不排除作者本来写做‘荫’，而编辑为执行‘标准’而改做‘阴’的。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审音表》关于“荫”字读音和用法的规定基本上没有被执行，是十几亿使用汉语汉字的民众应该受到指责，还是少数制定标准的专家和官员应该反思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出灵活处理的办法，在执行规范标准的同时开了一扇门，为播音员、演员和所有从事语言工作的人寻找到一条出路。”对此，晁继周很欣慰。

 

    与《现汉》结缘，改变了晁继周的生活。最初，语言所要求，词典室每个编辑每周要收集20个词汇写成词条卡片。几十年坚持下来，收集词汇，已经不仅仅是工作的要求，也成了晁继周生活的习惯。“看电视剧，别人是在看故事，我却常常是看完一部电视剧，讲了什么故事浑然不知，我的兴趣在字、词，在发现词的新用法、新意义，发现以前用法的错误、没注意到的语言现象……”从他的话语中，我感知着《现汉》人对事业的爱之深，情之切。

 

    同样默默地为《现汉》奉献着学识和青春的，还有《现汉》的责任编辑们。责编刘一玲、谢仁友在2004年用10个月时间，对《现汉》第五版修订稿提出的审读意见竟达3000余条；2005年1月和4月，商务汉语编辑室全体动员，先后两次认真审读全稿，提出900多条审读意见。其中，大多数被采纳。而这，正是一代代《现汉》责编工作状态的缩影。

 

    “辞书水平的提高是永无止境的，只能追求更好，难以做到最好。这使我们想起《英语词典》主编约翰森（Samuel Johnson）谈到自己编纂词典的体会时说过的一段话：‘追求十全十美，就像阿卡狄亚（Arcadia）的原始居民逐日一样，当他们追到似乎是太阳栖息的山顶时，却发现太阳依旧遥不可及。’每一个词典编纂者，都应该做追赶太阳的人。词典的每一次修订，都是我们向更高目标的一次攀登。”晁继周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

 

    日久经年，《现汉》编纂者们把生命融进词典编纂的琐细与平淡。他们是明知太阳不会被追到仍然去追赶的人，他们心中的追求与脚下不停的步伐，向人们诠释着中华民族的高远与辉煌。

 

    （本报记者 庄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