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授原理 引导应用

    “传授原理，引导应用”——近日，李瑞环同志为南开大学哲学学科重建五十周年欣然题词。用这8个字概括南开哲学学科的学术传统。

    南开大学1919年建校时，即在文科部设立“哲学学门”。1952年，在高校院系调整的背景下，南开大学哲学系被撤并，直到1962年才正式恢复重建，成为独立的学科建制。

    自南开哲学系恢复重建以来，迄今整整50年。在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南开哲学学科逐渐成长壮大，成为国内哲学界的学术重镇之一，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学术传统，成果丰硕，人才辈出，为学界所倚重，为社会所瞩目。

    沉潜治学 熔铸今古

    1925年，当汤用彤受聘于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时，这位曾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青年学者已然名声大噪。他潜心研读中国古代典籍，为求学问更加精进，又远涉重洋，赴哈佛大学研习梵文，攻读西方和印度哲学。

    汤用彤研究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成果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著系其教授中国佛教史十余年间“讲义积年，汇成卷帙”。汤用彤曾问学生：“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他说，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寂寞中发展。总之就是不要浮躁！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治学作风，才使得此著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被称为“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季羡林曾说，汤先生的学术风范颇受同行敬重，有人惊叹其渊博，有人心折其谨严，有人欣赏其考订精，总之，“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1930年，冯文潜到南开哲学系执教，并在西南联大时期和南开复校后长期担任哲学系系主任。冯文潜一生“述而不作”，他尤其反对那些故弄玄虚，用拼凑的方法硬要构造“体系”的学者，斥之为“马戏团中耍碟子”、“不过是些银样腊枪头”。正因为如此，他特别注重以言传身教培养哲学人才。他留下的数十本讲稿、笔记、大纲就是他严谨备课的史料证据。

    在南开哲学学科发展的早期，除了汤用彤、冯文潜，许多享有盛誉的学者都曾担任过哲学课程的教学，如凌冰、张彭春、张见安、董任坚、黄钰生等。这些先贤讲授的课程不仅吸收了当时世界哲学的前沿成果，而且融汇了他们对东西方哲学比较和当时社会思潮新趋势的理解。这开启了南开哲学学科“探讨学理、着眼实际”的学术传统。

    务实求真 返本开新

    1959年，在南开大学重建哲学系的工作启动后，著名逻辑学家温公颐来到南开，成为哲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南开大学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个设立逻辑学专业的学校。

    温公颐认为，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的进步发挥功用。正因如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温公颐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在年过半百之时，从得心应手的哲学研究转向逻辑学的教学研究，编写出20余万字的《逻辑学》教材——这是我国学者在解放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编写的几本形式逻辑教材之一。

    担任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后，温公颐学思精进、著述宏富，陆续出版了120余万字的学术著述。在“时经5个寒暑”写作《中国中古逻辑史》时，他已至古稀，在右眼失明、左眼高度近视，双手发颤的情况下，写下一行行颤抖的文字。

    作为南开哲学学科重建50年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和领导者，陈晏清在南开大学深孚众望。

    1962年，陈晏清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刚刚恢复的南开大学哲学系，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85年担任系主任后，他擎起“学术兴系”的旗帜，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努力构建“学术高地”成效甚著，短短数年，南开哲学系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镇。

    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方克立领导的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也在学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刘文英在国内学界率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系统和原始思维开展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多部著作被译为英、日、韩等多种外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崔清田主持的“名辩学”和中西逻辑思维比较研究，突破了近代以来的研究方式和理解框架，其研究团队被学界誉为“南开学派”。在外国哲学方面，车铭洲先生、冒从虎先生对于西方近代哲学、后现代哲学的研究也获得了国内学界的好评。

    以深厚的学术基础为支撑，注重理论创新的南开大学哲学院近年来明确提出将学科建设提高到“学说建设”的水平，他们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及其他各类科研项目300余项，出版各类学术专著、教材、译著等40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0余篇，并获得各级各类奖励100余项，在全国同类系科中名列前茅。

    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王新生表示，学院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集中精力抓好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师资结构，深化教学体制改革，在“哲学夏令营”自主招生、“知南开知哲学”专业思想教育、“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培养方式改革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当代中国哲学专业教育的最佳模式。

    本报记者 陈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