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令人动容的一幕:
一位脸上戴着氧气罩、身上插着各种医疗管线的垂危老人,在人们的搀扶下迈向病房中的办公桌……
如同重伤的黄继光向着枪眼那最后的一扑,这悲壮的一幕,凝成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最后的冲锋姿态。
悭吝的时间不肯给这位可敬的科学家临终的从容。来不及把笔记本上5条提纲的内容填满,来不及整理完电脑中全部文档,甚至来不及给亲人以更多的嘱托和安慰,2012年5月31日20时15分,这颗赤子之心便匆匆停止了跳动,距最后一次离开办公电脑只有5个小时。
最后冲锋
林俊德院士走了,留给人们的,永远是那个冲锋的背影。
“我不能躺下,一躺下就起不来了。”5月29日,病情突然恶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某基地研究员林俊德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拒绝了医院延长自己生命的最后努力,强忍剧痛坚持下床工作。
于是,西安唐都医院的病房中,出现了这样震撼人心的场景:在生命的最后3天中,这位75岁的科学家与死神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的赛跑:整理电脑资料,批改科研论文,召集课题组成员交待后续科研任务……对于自己的后事,院士只交待了一句话:把我埋在马兰。
马兰,一种在“死亡之海”罗布泊大漠中仍能扎根绽放的野花。坐落在那里的中国核试验基地,就是以这种野花来命名的。在那里,这位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核试验爆炸力学测量技术的开拓者,与大漠为伴,与马兰为友,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我是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培养成长的,我要对得起他们。”从52载藏身大漠献身国防科研到生命最后3天的奋起拼搏,支撑这位科学家创造一个个科研和生命奇迹的,是这样一颗金子般的赤子之心。
“那时他已腹胀如鼓,严重缺氧,呼吸和心跳达到平常的2倍。”护士长安丽君记得,当院士微笑着对护士们说“不用担心,我工作起来感觉不到疼”时,她们都哭了。
作为医护人员的安丽君和她的同事们,很难理解林俊德在生命最后关头这种决然的选择:拒绝化疗,拒绝手术……
已经忘我工作52年、在自己的科研领域立下了卓越功勋的院士,为何在生命最后时刻,还要工作得这样匆忙?
核技术是国家安全的后盾。对于一生从事核试验工程研究的林俊德来说,有许多事,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2012年春节刚过,一封关于基地建设发展的长信摆在了基地司令员的办公桌上。林俊德信中的这些建议,关系着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的长远发展,事关重大。
直到基地决定对他所提出的建议进行研究时,林俊德绷着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然而,熟悉他的基地领导却从他的笑容中看出了令人不安的憔悴……5月4日,解放军总医院的检查结果证实了人们心中的不安:胆管癌晚期!
同样令人震惊的消息还有:林院士拒绝手术!“赶快安排我回单位,我需要一段时间把电脑里的材料整理出来。”下水一口气能游两个小时,去年还是研究室乒乓球比赛冠军的林俊德,突然发现自己的时间紧张了起来——
技术方案需要梳理完善。关于基地建设发展路线,他陆陆续续写下了许多思想片断,如不抓紧形成系统化的总体方案,那些灵感将成为散落一地的珍珠,再也串不起来。
科研资料需要整理归档。如不抓紧整理,诸多国防科研的重要课题、尖端项目资料将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文档资料中。
学生论文需要审改评阅。2名博士生即将进行论文答辩,没有导师的意见,不仅学生毕业要受影响,两个前沿课题的进度也将延缓。
手术可能延长生命,但,他可能再也起不来工作了。明白这一点的林俊德坚决拒绝了医生提出的手术方案。为便于开展工作,5月23日,他从北京转入西安唐都医院。
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角逐——一方是难以抗拒的无情的死神,一方是身患不治之症的垂危患者。然而,这位75岁的老军人,却以最后一点微弱的生命之火,在病房里发起他最后的冲锋,绽放出令人震撼的璀璨。
5月30日下午,感到坐在病床上无法工作的林俊德,要求把办公桌搬进病房。
5月31日上午,已极度虚弱的林俊德,先后9次向家人和医护人员提出要下床工作。
于是,病房中便出现了那震撼人心的一幕:病危的林俊德,在众人的搀抬下,向数步之外的办公桌,开始了一生最艰难也是最后的冲锋……
两小时后,已近昏迷的林俊德被抬回了病床。在间或的清醒时,他仍反复叮嘱学生,办公室里还有什么资料要整理,密码箱怎么打开。5小时后,心电仪上波动的生命曲线,从屏幕上永远地消失了。这位军人,完成了生命中最后的冲锋。
惊天动地事业
“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淡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基地官兵的这副挽联,是对林俊德一生最简洁的概括。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深处,我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
当蘑菇云在大漠中升起,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时,总理在电话中谨慎地问:怎么证明是核爆成功?
指挥部顿时静了下来……在放射性侦测数据等过硬数据一时还拿不到手的情况下,如何尽快确定是核爆炸呢?
“从冲击波数据看,这次爆炸是万吨级当量的爆炸,可以确定是核爆炸。”一个确凿的数据,在第一时间宣告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
而提供这组数据的压力自记仪,就是26岁的林俊德和同事们自主研制的。
上世纪50年代末,为打破西方核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维护国家安全,我国作出独立自主发展核武器的战略抉择。冲击波测量,就是研究核武器效应和确定核爆炸当量的重要手段。
1960年,从浙江大学毕业的林俊德参军入伍,成为新中国核试验科研队伍中的一员。“他开始设计机械式压力自记仪时并不被看好。”曾与林俊德并肩工作的曹述生说,没有实验设备,没有技术资料,甚至连压力自记仪该是什么样子都一无所知……1963年5月,林俊德带着3位同事开始了艰苦的攻关。
没有气瓶和空压机,就焊个贮气罐用打气筒往里打气;齿轮不够精密,就一个齿一个齿地人工锉……最终,这个独特地采用发条驱动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以抗核爆炸干扰能力强,轻便易携,测得的数据完整、准确,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
事关国家民族安危的国防尖端技术,必须靠自主创新!亲历第一次核爆后,林俊德感到肩上的责任更加重了。
此后几年,吃着玉米面和榆树叶合蒸的窝头,喝着孔雀河里那令人肚子发胀的水,睡着冬天寒冷夏天苦热的地窨子,用垒土台当桌子……林俊德和战友们先后研制出空投自记仪、气球吊挂自记仪等一系列装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核爆炸冲击波机测体系,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我国大气层核试验的冲击波数据,为我国核试验安全设计、核武器爆炸威力确定和核爆炸效应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初,当中国还在进行大气层核试验时,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地下核试验。为限制我国核武器发展,他们联合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的条约,我国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
较量,进入全新的阶段。相比地面和空中冲击波测量,地下核爆炸力学测量是一个新的难题。林俊德和同事们从零起步,一点一滴地探索研究地下核试验岩体应力波的测量技术和现象规律,摸清了我国核试验场特定地质条件下的核爆炸应力波和地震运动的传播规律,为我国地下核试验工程设计和试验安全评估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倡导和启动地震核查技术研究,研制某大型实验装备,发明声电报靶技术、声电落点定位技术……林俊德始终以忘我的激情,冲锋在为国铸核盾的征程中。
世界核爆史上,记载着这样的一组数字:美国和苏联先后进行了上千次核试验,法国也进行了200多次,而中国,只用45次核试验,便实现了既定目标……这是什么样的神奇速度?
正是无数像林俊德这样的人,托起了这神奇的速度。
数十年隐姓埋名于穷边荒漠,在铸造大国和平之盾中立下大功的林俊德,最大的欣慰就是看着祖国在和平阳光下飞速发展——作为一名核科学家,他深深了解大漠上这一次次核试验,对于共和国赢得和平发展机遇的重要意义。而对于自己的一生事业,他的结论却是如此简单:“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
难忘一朵花儿叫马兰
从赤着脚走出福建永春大山深处的那个贫穷青年到从事“惊天动地”核试验的工程院院士,林俊德走过的是一条非常单纯的人生路。
“他能52年坚守岗位,取得那么多重大科研成就,就是因为他能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工作上。”基地研究所政委李文泉说,林俊德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除科研之外,别无所好,别无所求。
“为党和人民做事,是天经地义、天地良心。”曾经因贫寒辍学的林俊德,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学业。从此,这位质朴的农家孩子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和老林生活了一辈子,我知道,在他心中,事业始终是第一位的,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核试验。”在老伴黄建琴心中,相伴45年,“他去世前住院那一阵子,是我们俩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
每天晚饭后,陪老伴散一圈步,然后老伴回家,他去办公室,继续工作。这,就是林俊德的生活常态——就是春节,他也只会让自己休息到大年初三。
上世纪生产的老式显像管电视,自己引了一根电线加一个灯管改造而成的房灯,一大三小四个沙发,完全不成套……走进西安郊区这个90多平方米的家,人们很难相信,这就是一位院士的家。
生活中异常能“凑合”的林俊德,在工作中却始终恪守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严谨。
“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老师常年奔波在实验一线。”学生张博士说,每做一次实验,林俊德都建一个档案,就像病人的病历一样,几十年从不间断。
与林俊德共事20余年的王占河研究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为尽快攻克爆炸工程技术的一个重大难关,年逾花甲的林俊德带着同事学生们在办公楼附近挖了一个大土坑,每天爬上爬下做实验,一干就是300多天。“经常一身土一身泥,大家都笑称他是‘民工院士’。”
基地的同事都知道,举凡事涉科研,林俊德便十分“苛刻”。他曾在干部推荐会上直言批评一位候选人急功近利的科研态度,也曾毫不留情地在答辩会上对自己的得意学生发难……读他这位权威院士的博士,平均要6-8年才能拿到学位。
“他要我们作为学术助手和他一道探索前沿课题。”直到林俊德去世后才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唐博士说,虽然老师连过年都不允许学生拜访,却是一位内心有大爱的人。
“生病住院后,他叫我们去拷贝资料,我们才知道,他给每个学生都建立了一个文件夹,记录着每个人的培养计划和施教方案,甚至师生间的交流讨论。”唐博士回忆,从跟老师的第一天起,短的三四年,长的十几年,老师都详细准确地记录下了他们每个人的成长足迹。
“拷文件时,我们都忍不住哭了。”
唐博士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是林俊德在生命最后3天中批改完的。这份130页、8万多字的论文上,留下了林俊德338个颤抖的笔迹,这也是院士一生的最后手迹。
桃李不言。如今,林俊德指导和培养的23位学生,多数都已成为基地科研试验的学术带头人或技术骨干。
“他做人的原则始终停留在‘两弹一星’的火红年代。”基地副政委侯力军说,林俊德有“三不”: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
“咱们花钱不多,做事不少。咱讲创造性,讲实效,为国家负责。”52载饱经戈壁风霜之苦,林俊德对自己的一生深感欣慰,“我们这代人留下的不是痛苦的回忆,留下的是一种自信,一种自尊。”
临终前的林俊德,唯一的心愿是回到马兰,回到他一辈子战斗生活的那块大漠戈壁。在最终的遗言中,他念念不忘的也是马兰:“马兰精神很重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希望大家继承马兰精神,让国家、人民尊重我们。”
一朵怒放的戈壁马兰凋谢了。而在罗布泊这片写满传奇的大漠戈壁上,那曲人人皆知的《马兰谣》却将永远传唱——
“一代代的追寻者,青丝化作西行雪;一辈辈的科技人,深情铸成边关恋。青春无悔,生命无怨,莫忘一朵花儿叫马兰……”
(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23日电 记者李清华、徐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