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当代省察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积淀无法被当代社会忽视，而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历史文化资源则是其重要的使命。这种使命作用的发挥以对传统文化的客观省察为前提：对待传统文化，既无需情绪化的否定，也不必粉饰涂抹，而应在尊重其本来面目和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以时代性为坐标进行客观的评判，在评判中寻找出扬弃的路径选择。基于这种省察，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主体——儒家思想之于当代社会呈现出三对矛盾的辩证存在。

    边缘化与持久性俱存

    所谓边缘化与持久性俱存，是指儒家思想的当代社会影响。边缘化是指儒家思想进行体系性价值传播与规制能力的式微。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它“既不是统治思想，也不是大众的行为规范，更不是全社会自觉认同、自觉实践的价值准则。同时，它也缺乏一个阶层或者群体作为载体。”客观而言，由于儒家思想失去了滋养其生存、发展的自然经济基础，因此也就基本失去了造血再生的功能，作为价值体系，它的边缘化是必然的，尤其是它的那些具有浓厚自然经济色彩和等级观念的内涵必然同当代社会渐行渐远。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匮乏，是其边缘化的主因，而那些在传统社会具有先进性的理念，比如民本思想，也被民主等现代意识所超越。尽管儒家思想与传统社会专制政治并不等同，但历史上儒家思想依靠专制制度而广泛影响社会生活也是客观事实。整体而言，已无法对时代重大问题进行积极回应的儒家思想，其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

    对儒家思想边缘化的判断，并不意味对其影响力的全盘否定。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契合了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文明演进特点，通过对浓厚的血亲—宗法关系的把握，它将集中体现血缘意识的伦常关系，也即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最亲密的关系予以归纳概括、层层推演，使之发散至社会生活各领域，以其“伦理—政治”体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价值理性、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在历史的演进中，它的诸多理念已融入民族的血脉当中，作为受到“称道和景仰的集体意识”，“保存在传统文化之中并流衍而为文化传统”，从而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积极性与消极性共生

    所谓积极性与消极性共生，是指儒家思想对于当代社会，既包含积极合理的因素，也具有应否定舍弃的内容，两者交融共生。例如，在儒家思想中，反对“率兽食人”之暴政、强调“民为贵”的民本主义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等级观念和“牧民”思想共存共生。这种共生意味着：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并不是边界清晰、易于切割的对立面，它们不是互相否定、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思想体系中相互呼应、彼此补充的两种特质。所谓积极性与消极性的分野，是一种基于时代性的判断，在儒家思想的产生发展之际，就其思想体系的构建者而言，这些“积极”与“消极”的区别并不存在。在此意义上，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是附带着消极内容的积极，而消极方面则是伴随着积极内涵的消极，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具有某种同质化的属性，如同一个苹果的酸甜两种味道，它们同源于自然经济基础这个苹果的内核，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特定价值内涵。正是这个内核，导致儒家思想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共生、交融。

    化现代与现代化皆有

    所谓化现代与现代化皆有，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当代使命而提出的问题。客观而言，现代化进程中一些问题的产生，包括某些与主流文化旨趣相异的亚文化的出现，不仅反映了转轨时期社会主体迫切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反映了主流文化尤其是主流价值观念把握社会主体的力度与方法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种需求与不足之间的矛盾，在缺乏对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科学认识的氛围下，衍生出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膜拜情绪：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发掘来满足转轨时期社会主体的精神需求，希望以传统的文化资源来搭建当代的心灵家园，赋予儒家思想以“化现代”的使命。

    儒家思想与特定的“化现代”使命并不冲突，因为它理应为现代化提供历史文化资源。鉴于儒家思想影响力的持久，不可否认，它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个使命。但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不论它的影响力多么持久深远，构成它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审美情趣的核心理念却都是产生于过去，而不是当代。因此，它的某些内涵必定会和当代社会不相兼容，必须认识到，儒家思想的一些观念，诸如“民本”、“和合”等，由于和当代社会的一些主流价值观念，如“民主”、“和谐”具有某些风格相近的“形似”，如果对这种“形似”不加以辩证的分析，这种经过包装的、“现代化”的儒家思想既不可能实现“化现代”的任务，也无法实现自身真正的现代化。

    省察的目的在于寻找扬弃的路径，在方法论上，参照冯友兰先生取抽象而舍具体的思路，儒家思想中那些光辉的价值精华，诸如对道德理想的坚守、对人格独立的追求、对文明秩序的向往、为民请命的精神以及圆润忧乐的人生态度等等，在被舍弃“具体意义”，即将其自然经济底色的价值判断依据剥离后，它的“抽象意义”方可被弘扬与继承。由于儒家思想的积极性与消极性共生，因此它的积极性的发挥，必须摆脱消极性的制约，必须从消极性的制约中挣脱出来。又由于儒家思想的积极性与消极性共享一个苹果的内核、同源于自然经济基础，两者间的同质性导致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无法承担对消极方面的否定、无法独立担负起对自身进行扬弃的任务，因此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强大、先进、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血液的注入与引领。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哲学部（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