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建设文化强国

    演讲人：王能宪  时间：3月26日  地点：中国文联

    我们拥有五千年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当然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罗马文明乃至于玛雅文明也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但他们都先后中断了，唯一延续至今的只有我们中国。我们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可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怎么样呢？在座的都是搞文化工作的，我们心中都有数。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还不够完善、文化产品还不够丰富、文化贸易逆差还相当突出。那我们为什么偏偏要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呢？今天我想就这个问题从宏观上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与认识。

    从国内来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30多年的历程中，我们对文化和文化建设，有一个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探索发展、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我们曾经有过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的教训，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一手硬”“一手软”。这个大家都经历过，深有体会。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在1991年的时候，我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进入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工作，刚上班不久，我的老家江西省文化厅在庐山召开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邀请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参加，我陪同康式昭司长一同前往。庐山图书馆馆长听说文化部来了人，就来会上找我们，说无论如何要请我们去庐山图书馆看看，我们便利用会议间隙去了一趟。

    庐山是一座特殊的山，庐山图书馆也是一座特殊的图书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很多重要会议都在庐山召开。那一代领导人除了开会还要读书，因此庐山图书馆从其他地方调集了一些领导人要读的书。加之解放前很多西方资本家在此建造别墅，由于战乱主人走了，但房子和书籍都留了下来。所以，庐山图书馆的馆藏有其特殊的价值。当时的馆长徐效钢是一位严重烧伤的退伍军人，《人民日报》曾几次长篇通讯介绍他的事迹，非常不简单的一位同志。他就任馆长之后，搞了一个图书馆扩建工程，想把这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图书馆的条件改善一下，因为资金缺口，工程没法完工。我们去的时候，一楼二楼已经有老师在讲课，顶上渗漏的水用脸盆接着，滴答滴答地响。三四层的书库书都已经搬进去了，但因为楼封不了顶，这些珍贵图书在潮湿的空气中霉变。工作人员顺手拿了一本给我们看，里面有宋庆龄的签字，天头地脚还有她的英文批注，十分珍贵。书架上一些民国时期的报纸也都在霉变。馆长请我们去看看，目的是希望我们可以帮他们想想办法，但殊不知文化部也没有这方面的经费，我们也爱莫能助。最后图书馆的同志拿出一份东西，竟然是蒋介石当年盖庐山图书馆的手谕。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老蒋在庐山尚且盖了这座图书馆。我们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这么重要的地方，这位馆长要改善一下这里的条件，就这么艰难！这样的事例我在文化部十年经历了太多太多，在座的有不少是从文化部过来的，包括我们文联的同志们，大家到地方、到基层，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感慨。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文化建设的思路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从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提出两个文明建设，到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再到“三个代表”的提出，一直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与文化的关系就十分密切）。十七大提出“两大一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两大”实际上更早是在文代会、作代会上就提出来了，“一新”是十七大正式提出来的。据说十七大的文件初稿拿到各省市、各部委征求意见，不少部委和省市就这句话提出了疑问。因为“新高潮”这类词语带有极左年代的色彩，建议是否删去。锦涛同志与起草组同志讲，经过再三考虑，还是保留了。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与“文化自觉”联系在一起，则是十七大召开前夕，即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中央党校的讲话一般都认为是为党的代表大会定调子的。总书记讲话之后，《求是》杂志跟我约稿，要我以总书记的原话“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题写篇稿子。当时我在广州出差，完稿后交给杂志社。稿子送中宣部的领导审阅后，以“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在10月份第20期发表，正好是十七大召开期间。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在前面这样一个基础上提出来的，既水到渠成又有了提升和飞跃。当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长期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和战略任务。但是，有没有这样一个目标和任务是大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央全会对文化方面先后作出了三个“决定”（或者叫“决议”）。大家回顾一下，第一个是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第二个是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去年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第三个。第一个《决议》提出两个文明建设的互动关系：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且明确提出创作自由，学术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温总理在作代会、文代会上与文艺家谈心就提到创作自由问题。2008年“五四”前夕，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北京大学，也明确提出了“学术自由”。

    第二个《决议》，最突出的一点是强调加大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而且明确提出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大剧院两项文化设施建设。两项具体的文化设施建设写进党的全会决议，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全国加大文化投入、加强文化设施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因为在我们国家，高层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意识非常关键，高层没有这种意识很多事情就办不成。

    第三个《决定》是就文化和文化体制改革专门作出部署，最突出的亮点，一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二是把文化产业培养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关于文化产业的问题今天不谈，还是来说说文化强国。我记得十几年前，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王蒙同志以《我们应当树立文化大国的形象》为题，在“两会”期间作了大会发言。到1996年，第二个精神文明的决议出台之后很多省就提出要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王蒙同志跟我聊到这个情况时说“总算有了回应”，但是又不无遗憾地说，“文化大国”还是没有提出来。如今，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王蒙同志应当感到欣慰。这里之所以要回顾这段历程，是要说明建设文化强国这个战略思想和目标来之不易！这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经验的总结，思想的升华。

    从国际上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对当今世界潮流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

    二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世界范围内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战争，虽然局部战争不断，但总体上说，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各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这样一方面刺激了文化的消费和繁荣，促进了文化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也就是对文化的价值作用及其战略意义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加之联合国也积极倡导，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了10多个西方国家的20多位专家学者用了三年时间写成了第一部世界文化发展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把文化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我们国家“文革”结束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联合国在1995年就提出把文化放在中心位置，这是一个新的发展理念。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瑞典举行“文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大概有4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我当时在文化部是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发表了《斯德哥尔摩宣言》，宣言的征求意见稿中有这样一句话：“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便是文化的繁荣”，后来因为各国代表有不同意见，正式文本中这句话被删去了。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遗憾的是没有得到通过，但同样对世界和世界文化发展产生了影响。更加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前国防部次长约瑟夫·奈（后到哈佛大学当教授，担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长期关注文化问题，认为文化、外交等软实力有时候比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更加重要。

    前年，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美国人文基金会合作，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中美文化对话”，美国人文基金会主席在开幕式上致辞说，几年前他到中国来，胡锦涛主席接见了他。接见结束后，他说：“我还要去见一位在政府里面比你还重要的领导人”，当时胡主席有些不解，便问是谁，人文基金会主席说：“我要去见文化部部长。”他说：“政府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比政府和政治要大得多，而不是相反。”胡主席听了以后笑了。

    去年我带团到卢森堡参加第四届中欧文化对话。他们的前首相出席了开幕式，文化部长和我代表双方致辞，财政部长来参加“艺术与金融”分会场的讨论，可见他们相当的重视。那位财政部长很幽默地说，正值欧债危机的当口，他来参加讨论文化艺术的会议，可能显得有些不务正业，但他认为参加这样的会议很有价值，很有必要。他说，中欧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仅仅是经济，还应当包括文化和艺术，他向中国的艺术家和金融家发出信号，欢迎他们到卢森堡创业。这位部长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充满敬意，说：“我每到中国一次，就觉得内心得到极大的丰富。”

    我还记得，2003年俄罗斯纪念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世界各国40多位政府首脑参加了这个盛典。胡锦涛主席、美国总统布什、法国总统希拉克、英国首相布莱尔，这样一些巨头集中在圣彼得堡。我看了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普京总统在简短的几分钟致辞中说，圣彼得堡是一座文化的城市，是产生了普希金这样一位伟大诗人的城市，圣彼得堡有多少个剧院、多少个图书馆、多少个博物馆，他引以为骄傲的是这些。

    《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所以我觉得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是对当今世界潮流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

    美国等西方强国凭借他们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尤其是美国大肆推行文化扩张主义，已引起世界很多国家的警惕和不安。我在文化部的时候去欧洲考察，我们与法国文化部的官员座谈，法国明确提出要抵抗美国的文化侵略，而且通过立法来保护法国自己的文化。比如说电影，我们影协的同志肯定也很清楚，法国的电影院规定必须要放映法国和欧盟国家的电影不得少于50%，超过70%的给予奖励。在欧洲也一样，美国大片也是很受欢迎的。甚至我还注意到战后的伊拉克，那些穆斯林蜂拥而入去看美国大片。美国通过好莱坞电影不仅赚取了大量外汇，而且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以世界6%的电影产量占据了世界80%的电影市场。另外，据说世界上点击率最高的100个网站，96个在北美。全世界的电视节目源主要在美国，设备则由日本控制。所以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重视文化和文化产业，像日本和韩国就明确提出文化立国。我在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的时候曾举办各省市文化厅局长培训班，在国内讲课十天，出国考察十天。我带领十几位文化厅局长，到韩国和日本考察文化产业。我们参观考察了韩国的文化产业振兴院和日本经产省。他们的中小文化企业在起步阶段都是由国家大力扶植的，所以现在日本和韩国的动漫、动画及衍生产品对世界，尤其是东南亚影响很大，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

    目前，世界范围内，包括文化产品、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文化竞争日益加剧。面对激烈的文化竞争，我们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我们自身文化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也能对西方大国的文化扩张起到积极的制衡作用。这对于世界文化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的和平与文明进步都具有积极意义。

    从文化自身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文化的特性和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什么叫文化？教科书上有很多种解释，我想每一种解释都有道理，“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一种解释可能都只是文化的丰富内涵的一部分。我以为，“文化”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的本质特征。荀子讲过这样的话：“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智）；禽兽有知而无义；而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水火有气而无生——就是说水和火有气但没有生命，我们早上从江边河边散步可以看到蒸发起来的水气雾气慢慢升腾的样子，火也同样是有气势的；草木有生而无智——草木有生命但是没有智慧，现在进入夏天了万木葱茏，到了秋天呢叶子就开始掉落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禽兽有智而无义——动物有智慧，有自己的语言，不然它们怎么交流啊，我们经常看到一群乌鸦聚集在树上哇哇叫，那不就是在集会和交流嘛。动物从娘肚子里生出来，长成以后接着就跟自己的母亲交配，这是禽兽，它不懂得礼义。荀子说，人与别的物类相比，不仅有气息，有生命，有智慧，而且还懂得礼义，所以说人为万物之灵，人是最高贵的。荀子接着又说：人啊，“力不如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何也？”就是说，人的力气不如牛大，跑的也不如马快，但是牛马却为人类所驱使，这是什么道理呀？他解释说：“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意思是说，人有社会属性，有礼义廉耻，人有精神世界，有精神追求，这就是人高于万物的区别所在。因此，文化是人类所特有的，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人，也就没有文化，所以说文化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可见，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物。文化是人创造的，但一定的文化反过来又会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就是这样不断地创造新的文化、新的历史和新的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

    我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过这样的话：“一切物质的东西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化为尘土，唯有精神文化的创造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显出永恒的光辉。”这就是文化的特性，也是人类发展的规律。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各民族、各地域文化创造的历史。当一个时代一旦成为历史，它留给后人的是什么？两个字：文化。李白有这样两句诗：“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屈平就是屈原，屈原的辞赋像日月一样万古不灭，经天纬地。而楚王呢，虽然显赫一时，如今却早已化为一抔黄土，你的宫殿和所拥有的一切早已灰飞烟灭不复存在。当年楚怀王听信谗言罢免了屈原的官职，使得这位满腔热情的爱国主义诗人其抱负不能实现，只能到泽畔做一个行吟诗人，但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却成就了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的瑰丽诗篇，我看一万年以后，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只要中国人存在，就会有读者，就会有人喜爱它。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演进的贡献大小，最突出的坐标是什么？我认为，不是财富，更不是武力，而是文化。是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及其不朽的精神文化创造。

    那么今天我们国家的文化创造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国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力怎么样呢？我这里举几个例子。我在《新华文摘》上看过马大猷院士的一篇文章，里面的数字让我大吃一惊：全世界4000位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中国只有13人，其中11位在香港，内地只有两位。我想这位老院士引用的资料应该是可信的（见《新华文摘》2005年第七期）。

    我在文化部的时候，搞文化体制改革（事实上文化体制改革已经经历过很多年了，不是现在才提出的），当时我们把文化部直属的院团请来开座谈会，同时把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的同志也请来了，让他们直接听听院团长们的呼声。许多院团讲了一些困难，希望财政加大支持力度。财政部的同志说：我相信你们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我们也认为国家对院团的支持力度不够。但他说，文化部有十几个院团，你们这些年来出了什么好作品？像“一红一白”（指《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这样的作品你们拿出一部来，我们投入10个亿8个亿也值啊。问得我们的院团长们哑口无言。

    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旁边有一座现代文学馆，里面展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七位大家的生平资料和他们的作品，这七位大家是：鲁迅、郭沫若、矛盾、巴金、老舍、曹禺，再加上谢冰心。这七位除了鲁迅去世的比较早，其余的六位都进入了新中国。据有人研究，他们进入新中国之后写的作品没有一位的一部作品超过自己。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他们集体江郎才尽了吗？这不可能，也不符合文学的发展规律。陈毅副总理1963年在广州有一篇讲话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知识分子缺少应有的信任和尊重，所以陈老总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帽”是指旧中国旧社会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加冕”就是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是主人翁，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陈老总他自己就以身作则，对学者和艺术家特别尊重。他从上海调北京担任管文教的副总理，有一次他要找郭老（郭沫若），秘书拿起电话就给郭老打电话，要他马上过来一趟，陈老总立即制止了秘书的做法，亲自登门拜访。他在这个讲话中列举了很多的专家学者、艺术家的名字，他说这些是我们的国家之宝，我们就是为他们服务的。他说，你们要酱油醋我们给你们酱油醋，你们要猪肉我们给你们猪肉，我们为你们服务，让你们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贡献出来。我们文联是文艺家之家，我们从事的工作很神圣啊，相信大家深有体会。

    前年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台湾文化总会联合举办两岸首届汉字艺术节，台湾文化总会的会长刘兆玄来北京参加活动，我陪他到清华大学做了个演讲。台湾文化总会，是当年蒋介石（我们在搞“文革”的时候）推行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的时候成立的，一直是由最高领导人担任会长。刘兆玄在台湾做过清华大学校长、东吴大学校长，还做过“交通部长”，最后做到“行政院长”，因为8·8洪水引咎辞职，马英九把文化总会会长这个位置让给了他。刘兆玄在清华大学演讲的题目是“21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他在演讲中说，他在“行政院长”的任上，接受了一位美国记者的采访，这位记者说，中国正在崛起，很多人认为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世纪，你怎么看？刘兆玄说，中国的崛起是客观事实，这个没有问题，而且还会进一步发展。但是21世纪是不是中国的世纪，这不仅要看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更要看中国在文化上取得的成就。他说，假如中国仅仅是一个巨大的世界工厂的话，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的话，21世纪肯定不属于中国。假如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在文化上也有突出的成就，能够像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那样对人类作出那么大的贡献，这样21世纪才有可能属于中国。我觉得刘兆玄讲的很有道理。

    中华民族具有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今天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将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复兴，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复兴及其所达到的高度和成就较之于政治和经济更具有持久的竞争力和永恒的生命力，因此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显更加重要和紧迫。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只是经济发达和武力强盛而文化、外交方面的影响力不够，就算不上世界强国。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向着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懈努力，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