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49年从未走远

    “虎耳草死了，喇叭花死了，文竹也死了……”9月17日中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职工宿舍，在整栋楼唯一没有安装防盗窗的阳台上，79岁的胡慧侬老人给奄奄一息的仙人掌浇着水。自徐立2009年摔坏了腿，10多盆花花草草就没人伺候了，“只剩下这盆仙人掌，我得救活它。”

    “待在一起讲的话，还没信里的多”

    1963年，经朋友介绍，西安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前身）女教师胡慧侬接到了33岁的徐立的第一封情书。这样的信在接下来的10天她几乎天天收到，感情逐渐升温。同时收到的，还有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极稀罕的一小木盒子葡萄糖粉。10天后，女教师背起挎包南下了……“我们是闪婚。”说起往事，老人仍掩饰不住羞涩。

    结婚仪式在徐立的集体宿舍举行。医院眼科送来最贵重的新婚礼物——一对钢笔，笔帽是不锈钢的，笔杆是塑料的，两人名字并排刻着，一支徐立的名字在前，一支胡慧侬的名字在前。这两支笔，就让两人“写了一辈子的信”。

    “头10年，我在西安，他在长沙，一周总能收到他两三封信，有时候天天都有。”胡老师的同事们经常抢过她的信，肆无忌惮念起来：“我的侬……”

    “1973年他参加中国医疗队援非，我调到湖南大学任教。那两年多里，我们的交流还是靠信，每周都有。”从收发室取信，是胡慧侬最大的乐趣。

    湖南大学给他们分了一套小房子，徐立援非回来后有两个月假，只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他就“憋”得受不了了，嚷嚷着要回医院，于是又搬到了集体宿舍。胡慧侬很理解，“工作就是他的命根子。病人需要他，他也离不开病人。”

    让胡慧侬没有想到的是，1990年徐立退休了，他们的“分居生活”仍未结束。“退休不退岗，他还是离不开医院。”胡慧侬轻轻叹了一口气。这期间，她仍能定期收到丈夫从湘江对岸写来的信。每当胡慧侬去广州老家扫墓、探亲，哪怕只有10多天，信也是少不了的。

    算下来，徐立给胡慧侬写信近千封，爱人给他回了多少？胡慧侬说：“每信必复。也许，我俩待在一起讲的话，还没信里的多。”

    可惜，这些信在“文革”期间和后来的风雨岁月中大多烧毁或遗失，只有少许保留下来。

    阅读书信，穿越时空，记者发现，他们谈的最多的是人生观，“即使活到一百岁，也不能放弃原则，是非一定要分明。”“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也不用遮盖，这是促使它转化的一个条件，而认识了它，就为解决这些矛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教育孩子也是“鸿雁传书”中的重要内容。信中不乏这样的勉励，“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也有夫妻间的嘘寒问暖：“多雨，胃痛，当然并未病倒，回来后再来看你。望保重。”“让小刘把一些点心及一件衣服带给你，那衣服不知是否嫌小一点，只适合穿棉毛衫上面，外面再穿毛衣。”

    湘江两岸住着一对“牛郎织女”

    “当然我活一天，也会尽可能来看看你，只是我的身体，不能像以前一样每周日回到你的身边，假如你能体谅这个丈夫，在我不回来的时候，最好你也能尽可能回到他的身边。”记者在徐立1980年3月写的信上看到了这样的字眼。

    在邻居眼里，胡慧侬就像一位“田螺姑娘”。从湖大的家到徐立的“蜗居”，胡慧侬老人要穿越湘江，转两次公交车。“要给他补充点营养，他太不会照顾自己了！”徐立对自己“刻薄”的生活方式让胡慧侬极其不满，劝过，吵过，收效甚微，于是她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表明态度：每周来探望一两次，给花儿浇水，打扫卫生，送汤、送菜。“有时他到医院转悠去了，我也不等，帮他把事情做了，东西放下就走。”

    除了过江探亲，胡慧侬的时间也安排得满满的：为学生做义务辅导员，和他们谈心交流；担任楼栋长，为居民领粮本、换粮票；为教职员工代买紧俏的电影票……几十年来，胡慧侬在这些“琐事”中乐此不疲。1983年，胡慧侬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称号。

    被评为全国先进的胡慧侬，却曾在信中抱怨徐立：“你太先进了，我受不了。”

    徐立笑了：“你才是先进。”

    湘江的两岸，住着一对“牛郎织女”，没有朝朝暮暮耳鬓厮磨，可他们的爱情，49年从未走远。

    “那天是农历七月七，有点想他……”

    2010年，孙女嘉仪考上了武汉大学，极疼爱孙女的徐立送给她一份特殊的礼物——《大学生活十一条》：“一年内申请入党；锻炼身体，早上跑步15分钟，晚上散步30分钟；自己洗衣服（床单、被套送洗衣房）；每月生活费500元，每天15元（早餐一份牛奶或豆浆，两个馒头；中、晚餐米饭3两，菜一荤一素；每月50元用于买牙膏肥皂等）；服装朴素；与同学交往中注意：不单独与同学相处，不参加同学的聚会、聚餐；不吃零食，特别是垃圾食品；严禁上网玩游戏；每月给妈妈写一封信；多洗手，人多处可用口罩；防止近视，与电脑、电视屏幕保持一定距离，且每次用眼时间不超过1小时，定期检查眼底。”

    如今已上大三的嘉仪说，爷爷的嘱咐，她一条也不敢忘。

    2004年元旦，徐立给妻儿写了一封特殊的信，那是他在签署遗体捐献书后留下的“遗嘱”，信中写道：“我的遗体捐献事，已与退休办与教研室商妥，不搞遗体告别，不搞追悼会，不送花圈。”

    “我的书籍，大部分已送人，余少数你们可留作纪念，若不要的话可交给眼科教研室。”

    “房中有三屉桌三个，床一张，单门柜一个，是医院的，请退休办还给医院。”（这些家具是当年眼科换办公室时淘汰下来的。——记者注）

    信，这样结尾：“我希望你们以后做人一定要老实，诚信。我对你们不起，请原谅！”

    “我只希望你能有一天会理解我，就是在我死后也行。”读着老伴信中的话，胡慧侬老人眼圈红了，她悄悄告诉记者：“其实我理解他，并没有等到他死后。”

    久久注视着徐立生前养育的仙人掌，胡慧侬轻轻地说：“没想到，就这么走了，那天恰恰是农历七月七，有点想他……”

    （本报记者 唐湘岳 《健康报》记者 颜秋雨 本报通讯员 王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