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一手导演的“购岛”闹剧,引起海峡两岸中华儿女的强烈愤慨,也成为海外华人的关注焦点。旅居奥地利的中国台湾学者俞力工,上世纪70年代就是“保钓”运动的积极分子,此后一直跟踪关注钓鱼岛的命运。与当年的“热血沸腾”相比,如今谈起钓鱼岛,他多了一份思考和分析。
他说,上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时,中日两国就钓鱼岛主权达成过“搁置争议”的谅解。但近些年来,日方越来越无视两国达成的“谅解”,常有日本议员登岛、抓捕中国渔民等事件发生,日本政府出面“购岛”,更闹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认为,日本右翼势力围绕钓鱼岛不断挑衅两岸民意不是孤立的,与全球政治右翼和美国新保守主义抬头有关。
苏联、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后,右翼势力没了“对手”,趁机扩张势力。新保守主义军事上崇尚武力,在“人权”、“反恐”的幌子下,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等。在抓紧控制资源的同时,肆无忌惮地对弱小国家进行政治干预,直至更换政权。从巴尔干到叙利亚,他们力图将前苏联的盟友一个个打掉,以防俄罗斯羽翼丰满再次抗衡西方。在文化领域,他们鼓吹“文明冲突”,宣扬西方文明的优势,贬低伊斯兰文明,在欧美刮起一股不小的“反伊斯兰风”。在亚洲,美国高调“重返”,一方面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国的军事合作,宣布要将美国海军的60%部署在太平洋;另一方面又利用一些岛屿之争,试图将水搅混,随意将日美安保条约扩大到主权不属于日本的钓鱼岛。日右翼势力的兴风作浪、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有恃无恐,正是国际政治右翼在日本的反映。石原慎太郎等日右翼势力的代表,实际上是民粹主义者,他们的做法与昔日军国主义绑架日本民众如出一辙。
日本右翼势力得以兴风作浪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没有从战败中汲取教训,更没有对军国主义思想进行彻底清算。二战结束后,德国将反法西斯教育列为德国民众基本政治教育,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教科书,都有相当篇幅介绍反法西斯战争。此外,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遇害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德国政要每年都参加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活动并发表演讲,都是为了教育下一代不忘历史。德国正是凭借其反省历史的真诚,重新获得了邻国的信任。
反观日本,二战后未及对军国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国际局势就发生了变化。美国为了平衡新中国和苏联的影响,东京国际法庭未对军国主义代表人物进行认真审判就予以释放。这些战犯出来后成了日本政要。在德国,纳粹分子、法西斯思想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日本,战犯、军国主义分子却成了“政治精英”。他们对战争、对军国主义的反省,只是迫于外交需要。他们对战争的反省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赞同”某人的说法。
根据《波茨坦公告》,应由中美英等战胜国来决定日本战后的国土。对此,日本政府是完全接受的。但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作为,是要推翻《波茨坦公告》,试图由日本这个战败国来决定中国这个战胜国的疆界何在。这不仅非常荒诞,也是两岸民众绝不能容忍的。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美国曾是中国的盟友。但现在美国却为了一己私利,公然与挑战二战后秩序的战败国日本站在一起,也是两岸民众不能理解的。正是美国的“私欲”,使日本右翼势力在判断力量对比时产生了错觉,以为日本与中国叫板的力量就是“日本+美国”。实际未必如此,美国不可能为了钓鱼岛而陷入与中国的战争。
钓鱼岛由中国人最早发现、最先命名、最早管理的史料已相当充分。日本强调,他们发现钓鱼岛时,岛上无人,中国也没有对其进行实际管理。俞先生指出,“无人”与“无主”在法律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无人”不一定“无主”。何况日本自己的档案里对此早有明确记载,早就知道钓鱼岛属于中国。另外,日方所说的“实际管理”,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概念,当时根本不存在。是否入驻钓鱼岛,如何管理,由中国视需要而定。据台湾媒体最新报道,一家台湾银行在其地库里发现了一本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由台湾知府周懋琦写的《全台图说》。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解说了台湾的情况。书中说道:“山后大洋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这再一次证明,钓鱼岛当时就在台湾知府的管理下。
俞先生建议,两岸应成立钓鱼岛及南海诸岛研究会,邀请两岸的历史学家、国际法、海洋法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研究并撰写一套具有普及性、知识性的读物,从记录历史的角度,还原历史真貌,让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了解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让每一个关心此问题的国外友人获得真实、可信的史料。
(本报维也纳9月19日电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方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