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从产量来说,其繁荣是毋庸置疑的。上世纪80年代是期刊文学的时代,那时的繁荣主要指的是以期刊为阵地的中短篇小说以及诗歌的繁荣,它们是文学的主体。进入90年代后期,长篇小说已经构成文学主力。近些年更是达到每年三四千部的产量,这是整个80年代加起来都无法匹敌的数量。经历过新世纪十年进一步的磨炼,中国有一批中年作家走向成熟(当然还有层出不穷的青年作家又另当别论),他们的作品或厚重、或精当,或纯净、或俊逸,开始形成个人的独特风格,也把汉语言文学推到新的艺术境地。例如,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蛙》,贾平凹的《秦腔》、《古炉》,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阿来的《尘埃落定》,铁凝的《笨花》,范稳的《水乳大地》,王安忆的《天香》,阎连科的《受活》,毕飞宇的《推拿》,苏童的《河岸》,艾伟的《风和日丽》……这些作品都体现出汉语小说对历史与人性把握的深度与力度,以及所抵达的艺术高度。
当然,新世纪汉语文学的艺术成就或贡献并非关起门自我评价,而是要放在当今世界文学的框架中去考察。在这一意义上,汉语小说的贡献明显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显著特点,体现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表现上,如此强大的历史叙事,这是其他语种的文学所没有的。通过把人放置在历史的冲突中去表现,20世纪以来的汉语小说由此发展出一套历史叙事的小说艺术。
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多部长篇小说,尤其是被普遍看好的数部小说,在破解历史叙事方面,做出了相当有效的探索。既立足于历史,又能破解固定框架,寻求多样性的小说艺术。这一批相当成熟的中国作家,在处理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上,坚持不懈地探索,在艺术上顽强寻求自己的道路,由此把汉语小说推到新的艺术境地。例如,“多文本叙述”的艺术手法(《蛙》),主观视点突出的叙述(《你在高原》),语言老到而任意的自由叙述(《古炉》),质朴而能回归古典的叙述(《一句顶一万句》)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当今中国文学依然充满活力,依然具有面向未来拓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