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鸡毛信

    在古代，鸡毛信又叫“羽檄”，是征调军队用的文书，插上鸟羽以表紧急，必须火速处理；在近代的革命战争中，鸡毛信也常常扮演着重要角色，关系到战争的局势甚至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抗战时期“海娃送鸡毛信”的故事就曾广为流传。在和平年代，鸡毛信极为少见了，但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时，就有幸收到过一封不寻常的鸡毛信，经历了一次“勇于为民鼓与呼”的历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江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改革开放和老区建设加快了脚步，全省上下呈现出团结奋进的局面，广大群众对省委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我上任仅一个多月，就收到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的4699封群众来信，除了一部分是反映情况及要求落实政策的以外，大多是献计献策的。此后，省委平均每天都会收到近百封群众来信，这令我们既欢欣鼓舞，又深感责任重大。

    省委办公厅信访办对来信来访的处理很认真，一些涉及全局的、重要的或紧急的信息，会及时向我汇报并送我处。如解决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子女的就业问题；处理加拿大华侨汤之屏曾为我们党做地下工作的父亲的“平反”积案，即《人民日报》曾登载的《太平洋西岸的申诉》；认真查清孔原、冯文彬等老同志提出的关于张国焘胞弟张国庶的历史疑案，也就是后来媒体报道的《张国焘胞弟张国庶被追认为烈士始末》，等等。然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那封特殊的鸡毛信，20多年来，每每想起，清晰如昨。

    那是1986年夏的一个夜晚，深夜12点多，我和往常一样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刚躺上床休息，卧室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披上衣服，开门一看，秘书小崔正站在门口，她轻声问道：“书记，还没有睡啊？”紧接着递给我一封信，告诉我，这是刚才南昌手表厂职工代表送来的“鸡毛信”。

    我接过信一看，信封上果然插着三根鸡毛。我意识到事关重大，情况紧急，赶紧把信打开。原来，这是一封有着南昌手表厂600多名职工联合签名的呈情信。根据信中叙述，我大致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南昌手表厂的一位学徒工盗窃了厂里的一些手表零部件，厂里发现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并报送司法部门，初步判定为重大盗窃罪，听说要判处死刑。学徒工的父亲是该厂一位憨厚老实的老工人，厂里的很多职工认为案情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学徒工虽有偷盗行为但罪不至死。情急之下，众人就联名写了这封信向我求助，恳请有关部门对案件重新调查。

    看着密密麻麻的签名，我越发感到事情紧急，刻不容缓，于是对崔秘书说：“这是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定要按特急事件处理，一早就办。”

    早上一上班，我就让小崔马上联系司法部门的有关领导，并亲自说明了我的看法，请他们认真过问这个案件。当时，有关负责同志回答我，这是一起特大盗窃案，已经审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律程序，就要公开宣判了。他劝我，省委书记工作繁重，这样具体的个案不必亲自操劳了。我听后，坚决表示，这是个人命关天的案子，手表厂这么多职工联名写信呈情，一定要认真对待，我们掌握的事实可能有出入，建议重新调查核实，绝不能出现冤情错案，否则，我们有可能失察失职啊。

    下午上班后，南昌手表厂一位姓于的女副厂长恰巧有事找崔秘书，我立即请她到我办公室，希望她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她犹豫了一会儿，面有难色地说：“厂里有的领导认为破了大案，立了大功，连庆功酒都喝了。这个时候，如果我说真话，肯定会受到打击报复，甚至难以在厂里立足；如果我说假话，又对不起书记您和职工们……”我理解她的处境和内心的矛盾，诚恳地对她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又是一名厂领导，一定要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面对这个案件。为了解除她的后顾之忧，我还告诉她，如果遇到打击报复，尽管来找我。我建议她，去找省高院的李院长，把了解的真实情况当面向他汇报，我也会请他们保密的。随即，我打电话给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李院长，请他务必亲自听取于副厂长反映的情况。于是，这个几乎盖棺定论的案件开始重新调查取证。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调查，案件的真实情况逐渐浮出水面：学徒工是从厂里的废次品库中偷取零件的，并把这些零件装在饭盒里带出，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街头的一家修表小店。厂方发现失窃后成立了专案组，确认偷盗者是这名学徒工。但在核算失窃零件的价值时却与实际情况过于悬殊：一是被盗的零件是废次品，但厂方却按合格品的价格来核算；二是在当时手表价格严重下跌的情况下，厂方仍然按照过去出售的最高价格来核算，这样，失窃零件的价值就上升了很多倍，一下提升到了18万元！在那个年代，18万元可是个天文数字，据此，法院可以定为特大盗窃罪，并可判处死刑。

    根据这两个关键点，司法部门重新开始了核查工作。但是，在案件重新审理的过程中，厂方有的领导不予配合，在被盗的手表零件送往西安、上海等地进行鉴定时设置不少障碍，给案件的公正审理平添了曲折。所幸，经过一番细致了解和广泛取证，司法部门终于掌握了真实客观的情况，为案件的改判提供了重要依据，学徒工最终由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

    作为一名省委书记，当时我过问这一案件也遇到了不少阻力，但对人民负责、依法办事、无私无畏，还人民群众应有的公平权利，让生命得到应有的尊重，是党员干部应有的态度。期间，我还曾被个别别有企图的人所攻击，把我告到最高人民法院，说书记插手办案，妨碍司法公正，甚至有人诬告我是有意袒护。对此，我坦然处之。最后，事实证明了一切。

    最高人民法院老院长江华同志得知此事后，对我说：绍芬同志，我们认为你做得好。办案要高度负责，突出一个“准”字，纠正错误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我们办案，人民有监督权，更何况你是省委书记。战争时期都有刀下留人的故事，和平年代更有充足的时间审案，更要严格依法办案。

    事隔十多年后，有一次我从北京到庐山，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妹妹在庐山大厦附近散步，突然发现身后有几个人跟着我们，一位中年男子快步走到我面前，激动地问我：“您就是万书记吧！”我点了点头，他一下就跪在地上，他同行的人也正准备下跪，我连忙说：“请起请起，有话请起来说吧。”“万书记，真的是您啊，我们是那个南昌手表厂差点被判死刑的学徒工的家人啊！”他泪流满面，声音哽咽。我立刻想起了那封鸡毛信，急忙问：“孩子怎么样了？”“好，好，他出狱了，改过自新了，现在有了工作，成了家，生了孩子，要不是您，他哪儿有今天，您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啊！”我听后很高兴，知错能改，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们说：“这么多年了，我们没写过感谢信，也没机会当面说过谢字，实在对不起。”有一位妇女抢着说：“我们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您，都会赶紧叫上家人，大家都好高兴，一辈子都感激不尽。”我说：“这是我该做的事啊，要谢就谢那些敢说真话的人，谢那些依法办事的同志。”临别前，我也请他们带去对当年那位老工人和他孩子的问候、祝福。

    这件事情虽然让我感到欣慰，但细细回想起那些年里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的经历，并非没有留下遗憾。记得有一次，一位中年农民带着五六岁模样患有白血病的男孩找到我家向我求援，告诉我刚去过信访办，那里的同志告诉他省里没有这样的救治专款，让他回去找当地政府寻求帮助。当时，我正有急事赶去办公室，所以只是匆忙地安慰了几句，连他的姓名、地址都没有留下。事后，我设法给他一些帮助，却再也没有联系上。至今，我每想起当时那父子两人失落的眼神和离去时的背影，就有一种内疚和负债感。

    时光飞逝，如今已是20多年过去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与当年已不能同日而语，我们正在为建设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社会和谐、环境优良、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党的事业也即将踏上新的征程，迎接新的挑战，面对的矛盾也将更加纷繁复杂。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信访工作如何与之相适应？在新时期，人民公仆又应该怎样对待来自人民群众的“鸡毛信”？这是一个尤为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

    （作者为中共江西省委原书记、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