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科学考察：从“30后”到“90后”

    2012年2月4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传出喜讯：“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得2011年度唯一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对于该项目的重要参与单位中国地质大学，这个消息给学校从事西藏地质研究的几代学者带来莫大欣慰！

 

    在地质学家的眼中，西藏是地球动力学和大陆动力学的天然实验室，也是研究地球板块运动的最佳场所。一个多世纪以来，这块神秘的大地，一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探险家、地质学家。对于中国地质大学，西藏科考更是自建校以来科研工作的重要领域。

 

    两位年轻教师成为学校进藏科考开拓者

 

    1952年，分别从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王大纯、朱上庆两位青年教师来到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报到。这所刚刚在院系调整中，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地质系合并而成的学校，名家云集。

 

    手续一办完，王大纯和朱上庆就作为中国科学院著名的地质学家李璞的助手，踏上了随军进藏开展地质考察的征途。西藏可以进行地质考察的时间一般是5月到10月，他们连续去了3年，写出了出自中国地质学者之手的第一份西藏地质考察报告，结束了外国人垄断西藏考察的历史。

 

    “在西藏，要科考就要能登山”

 

    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藏科考的最大特点就是科考与登山相结合。

 

    1960年学校派出石油系的王富洲等8名师生参加国家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王富洲成为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的3名队员之一。但是在不久前的采访中，76岁的地层学专家、当年学校“西藏队”的梁定益教授说：“其实在当时的登山队伍中，还有一支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以及高等院校46名学者组成的科考队。他们的任务不是登顶而是科学考察。我校刘肇昌、何诲之、纪克诚3名教师名列其中。那次科考，他们获得了珠峰地区地质历史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为确定这一地区地质构造的性质、矿产预测提供了依据，开创了登山与科考相结合的先例。”

 

    为了参加1974年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的珠峰科考，1973年学校成立了“西藏队”，十几名队员都接受了登山运动员的训练。地质构造专家西藏队队长郭铁鹰和其他队员都在36-38岁之间，年龄最长的副队长、科研处郭兴老师（后任副校长）43岁。研究岩浆岩的莫宣学是队里最年轻的教师，大家叫他“小莫”，一直叫到30多年后他成为中科院院士，老队员们还常改不了口。

 

    海拔5000米的地区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因而不适合人类活动；而海拔6000米便是一般生物生存的极限地区。但西藏队队员经常要爬上海拔6300多米的雪山采集标本、绘制地质图。这次考察，他们又发现了珠峰一带很多新的地质资料。梁定益、郭铁鹰等人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从此在喜马拉雅国际研究论坛上有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学校增设了“高山地质专业”。设立这个专业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当年王富洲等8名学生登山回来，学校得为他们补课。从集训到登山，前后好几个月，缺多少补多少，一点不能含糊。郭兴说：“当年教学管理非常严格，国家登山队队员乃至世界冠军在考试面前没有任何特权。所以教师和学生运动员都不敢对学习有丝毫怠慢。有了高山地质专业，教师就可以在登山训练的同时从事部分野外地质现象的教学，学生运动员就可以少落些课。”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也强调，登山一定要与科考相结合。因此，高山地质专业的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培养登山与科考相结合的人才。

 

    “文革”结束后，这个专业虽然没再恢复，但是用郭兴的话说：“在西藏，要科考就要能登山，登不上去你怎么考？”因此这个传统在做西藏项目的师生中代代相传。

 

 “推动喜马拉雅—西藏—帕米尔造山系研究最重要的贡献”

 

    随着“文革”的结束，“科学春天”的到来，西藏的科学考察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该校西藏科考队伍已不再仅仅作为国家登山队的附属部分进藏，而是一支以国家和部委的重大攻关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863、973项目以及中外合作项目为载体，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学术力量，活跃在西藏横亘了亿万年的雪山冰川、江河湖泊之间。

 

    80年代初，西藏队的学者们，投入了地矿部“六五”规划的重大项目《西藏地质矿藏调查与研究》。以西藏队为主的“地调4队”负责90%以上是无人区与地质科考空白区的阿里，被大家称为“敢死队”。

 

    都说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而阿里是屋脊上的屋脊。平均近5000米的海拔，即使在夏季，夜晚也只有0度左右，当地干部一年要发11个月的取暖费。

 

    阿里考察的第一天，由古生物学专家聂泽同率领胡昌铭等三名研究生，在阿里北部多玛地区，首次发现早二叠世典型的冈瓦纳相地层与冷水动物群，将冈瓦纳古大陆北界向北移至喀喇昆仑南坡龙木错至双湖一线，这一发现，震惊中外地学界。

 

    《阿里地质》与《阿里古生物》是学者们在阿里地区苦战3年的学术结晶，这两部由杨遵仪、王鸿祯、池际尚、郝诒纯、马杏垣5位院士做顾问的学术专著，成为阿里地质的奠基之作，也是一部西藏地质研究的重要著作。直到现在，不少研究西藏的中外学者，还要参考这两部专著。

 

    历经了西藏地质考察的7年之后，莫宣学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几批赴美访问学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了两年多的研究工作，首次在国际上提出了计算任意压力下岩浆氧逸度的公式和含Fe2O3熔体的密度预测模型。该成果得到两份美国国家报告（1979－1982年度和1983－1986年度）的高度评价，被国际SCI论文广泛引用。

 

    回国后，他先后主持了“三江（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地区构造与岩浆作用及成矿规律”等12项重大国家级、省部级攻关项目和基础研究课题。

 

    莫宣学说：“印度大陆和欧亚大陆的碰撞造成的地壳、地幔的变化是西藏矿床形成的根本原因，现在发现的几大成矿带，都是由于地球板块碰撞造成的。古印度与欧亚大陆板块碰撞以来的地质事件，是西藏成矿的主导因素。”

 

    他说：“西藏极为丰富的地质记录，促使我校形成了一个多学科的青藏高原研究群体，分别从古生物、沉积、地球物理、区域地质与构造地质、岩浆岩等不同的角度，对青藏高原地质开展了全方位的研究。”

 

    1999年，针对人们对冈底斯带成矿潜力的严重分歧，在包括莫宣学在内的一批专家和政府部门领导的坚持下，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全国25个省份的100多个产学研单位参与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开始实施。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上百名师生参与了历时10余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青藏高原有3条巨型铜多金属成矿带、7个超大型矿床和25个大型矿床，新增铜矿资源量占全国已探明资源储量的34%。这个获得2011年中国科技进步奖中唯一一个特等奖的项目，被国际权威人士评价为“近10年来推动喜马拉雅-西藏-帕米尔造山系国际研究和理解的最重要的贡献。”

 

 对西藏产生兴趣，最初是听了老师们的故事

 

    野外考察是从事地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每一名地质学家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都会有一些难忘的故事。特别是在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中，这些故事构成了他们特殊的学术经历。对科学精神的坚守、对事业的痴迷，还有雪山高原冰川湖泊孕育出的英雄气概、潇洒乐观尽显其中。一些后来做出成绩的学子告诉老师：自己对西藏产生兴趣，最初就是听了你们讲的故事——

 

 悬崖记险

 

    罗布莎铬矿外围普查那年，按照考察路线，梁定益与藏族地质科考队员阿真多吉需要过一个100多米宽的山谷。两山之间没桥没路，只有山谷中拔地而起的一座岩壁连接着两侧山体。岩壁顶端宽约30—40厘米，两人硬是骑着岩壁过了深谷。待骑到对面的山坡，梁定益与阿真多吉的裤子全磨烂了。没针没线，好在用来给标本贴编号的胶布有的是，两人用胶布粘好了“开裆裤”。

 

    春夏两季，西藏天黑的时间大约是晚上8点，按规定外出考察要在天黑前返回驻地。那年参加珠峰考察，莫宣学的手表不知怎的慢了3个小时。等他的手表指到下午5点，一直兴致勃勃地观察、绘图、采集标本的莫宣学才察觉天已经黑了！此时他和中科院一位年轻的同伴还在珠峰附近的雪山上。白天哪是悬崖哪有断壁很容易看清楚，但天一黑就要走到跟前才能发觉，稍不留神就会滑坠，而这样的悬崖雪山上到处都是。营地的队员们个个心急如焚，队长郭铁鹰在帐篷外点起篝火，为生死难卜的小莫们指引方向。午夜过后，附近山坡终于现出了人影，营地爆发出一片欢呼！

 

 边境记援

 

    几十年来，该校从事西藏研究学者的足迹，从藏西的阿里到藏东的梅里雪山，从藏北的羌塘至藏南的珠穆朗玛峰，于是就有了发生在边境线上的轶事。

 

    位于中印边界的乃堆拉山口现在已成为旅游景点，但当年西藏队来到这里时却在边防哨卡遇到了问题。原来此处山上有一片侵入古地层中的片麻状花岗岩，这是很重要的岩石类型。岩石学家赵崇贺想上山采标本，但几经交涉仍不得靠近。带着深深的遗憾西藏队傍晚回到县城驻地。没想到一位战士骑着摩托送来了半麻袋石头。原来他们走后，边防站的连长带人上山，替他们采来了宝贵的标本。

 

    还是赵崇贺，还是中印边境，还是因为石头。班公湖是地质构造中的一处板块结合带，湖边的且坎山上有代表古大洋壳的超基性岩。赵崇贺岂肯放过，上山后只顾埋头采标本。忽听对面边境警报声、队伍集合声、摩托车发动声响成一片，这才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已进入了两国边境的隔离带。等在半山腰的边防战士立刻冲上山头，保护专家和标本撤到安全地带。事后大家笑说是赵崇贺的光头惹的祸——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还能不暴露了目标？

 

 夜归记惊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青藏高原国际合作研究进入了活跃期。

 

    作为改革开放后该校培养的首批4名博士之一的万晓樵，多次参与了国际合作。他的故事就发生在那次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英国女皇奖学金资助的，与英国威尔士大学共同开展“西藏南部侏罗纪、白垩纪、古近纪微体古生物学研究”的过程中。

 

    那天他与王成善老师外出考察，从地形图上看，要翻的那座山并不很高，就让司机晚8点在山那边的河滩地等候。两人早8点出发，一路爬山，一路工作。爬到山顶竟然已傍晚6点！显然地形图上山峰高度不准使他们遇到了大麻烦。为完成预定的考察任务，必须走完原定路线。但此时无论从哪边下山均要再付出同样时间，若停在海拔6000米的山上，夜里会冻死。几年的野外工作经验，使两人迅速冷静下来，他们先精心确定了下山路线，然后背起十几斤重的标本快速下山，终于在半夜12点多走到山底，然而司机却已经回去了。此时他们离驻地还有二三十公里，体能已经消耗到极限，但是一旦倒下，就可能再难起来，只有凭毅力往回走。

 

    幸好走了一阵，司机开车回来了。原来，两位英国专家组成的另一个小组，见到他们没回，便要求司机立刻返回。他们告诉那位缺乏野外地质工作经验的司机：“野外约好的会合地点一定要等，要死等！否则会有危险。”

 

    采访中已是中外知名古生物学家的万晓樵教授回顾这段经历，颇感庆幸地说：“那次穿越首次发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白垩纪化石，对我们建立弧前盆地地层系统起到了很大作用。”

 

 论文作者和获奖参与者的队伍涵盖了“30后”到“90后”

 

    记者问莫宣学：“如果一位准备填志愿的考生问您：‘想成为一个地质学家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您怎么回答？”莫宣学说：“第一，身体要好；第二，能吃苦，善于观察，尤其是野外观察。不喜欢野外工作的人不可能做好地质工作；第三，要能够从观察到的大量现象中抽象出有科学价值的问题。例如从大量化石、岩石中联想到两个古大陆是如何碰撞的问题。”

 

    按照这样的要求，莫宣学已经培养了40位博士，还有十几位在读博士生。现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60后”侯增谦、“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70后”朱弟成等等都是其中的高足。而朱弟成的学生1988年出生的女孩王青，大学三年级时去西藏野外实习有重要发现，在老师的指导下，她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SCI期刊，王青为第一作者。

 

    20世纪90年代，国家在《国土资源大调查纲要》中确定的建立国家1：25万、1：5万地质图数据库的宏伟规划开始实施。而此前，西藏绝大部分地区只进行过1：100万的地质调查。

 

    中国地质大学组织老中青三代师生投入了这个历时10多年，至今还在进行的国家重大项目。担纲的全是学校改革开放后学校培养的“50后”、“60后”新一代地质专家：古生物学万晓樵和构造地质学刘文灿教授负责藏南喜马拉雅地区的调查；构造地质学王根厚教授和周志广副教授负责藏北聂荣地区的调查；岩石学白志达教授和徐德斌副教授负责藏北安多地区的调查。2007年至今，已成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院长的王根厚率领学院的部分师生继续进行藏北羌塘与雅鲁藏布江地区1：5万的调查。

 

    在大调查中，他们完成的所有项目均被评为国家级“优秀”，出版或发表了一批专著和SCI文章；30后的“老西藏”是他们的顾问；数以百计的“80后”硕士生、博士生以及部分“90后”的本科生，在这个项目中，不仅提高了能力，而且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成长为西藏地质研究的新生力量。

 

    从2005年至今，仅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方面发表的与青藏高原有关的国内外SCI论文及各类核心刊物的论文就达122篇，获国家级省部级大奖10项，论文作者和获奖项目参与者的队伍涵盖了“30后”到“90后”。其中魏文博教授的西藏MT成果，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了5篇论文，被他人引用超过600次，对研究西藏多金属成矿条件、矿床分布规律和藏北油气成藏条件起到了指导作用，多次获奖；王成善教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提出高原中部率先隆起的原西藏高原隆升新观点，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有关青藏高原隆升的3种主要模式之一。

 

 经历过极端条件，地质工作者有韧性，很随和

 

    梁晓，28岁，王根厚的博士生。目前担任国家1：5万区调项目藏北羌塘冈玛日、荣玛乡各4个幅的野外调查负责人。在这个项目中，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国际SCI论文一篇。8月5日接受记者卫星电话采访时，他正在羌塘带领22名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进行暑期地质调查。

 

    梁晓本、硕、博的研究课题都选择了西藏项目。问他为什么？他说最初是因为没去过西藏，好奇，好多同学都这样。后来发现在西藏做地质研究的优势很突出，地表覆盖少，非常有利于地质观察；植被覆盖率高的低海拔地区对此望尘莫及；正在造山的高原全球任何地方都难以媲美；冈瓦纳大陆和欧亚大陆碰撞的岩石圈保留十分完整，青藏高原研究近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地球科学研究的最热点、最前沿。

 

    记者问他最感辛苦的是什么？梁晓说：“是大量的体力付出。地质调查需要跋山涉水，比如我这儿的项目，一个调查小组两个学生，每天有车把我们送到工作地点，傍晚再接回。徒步调查的路程最少在3—4公里，最远有10公里。工作区高差1200—1400米，我们经常需要爬到雪线附近，要付出的至少是内地两倍的体力。”

 

    梁晓说：“我们工作的羌塘荣玛乡2009年以后在靠近乡政府的10公里才有手机信号，来这儿两个多月，我们与家里或女朋友联系很少。孤寂感上来的时候真想哭，但我们当师兄的有责任鼓励、安慰其他同学，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来西藏的“90后”，他们会从我们的表现中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坚强。每次从西藏回到北京，看到高楼大厦，我们会非常激动。”

 

    谈到出野外之余的时间做什么？梁晓说：“出野外两天，休息一天。休息日在家整理野外资料，看书，看电影，玩“杀三国”。

 

    记者问：“毕业后有可能把西藏地质研究作为终生事业吗？”

 

    梁晓说：“很多科学家都把西藏研究当成终身事业，比如莫宣学院士、许志琴院士、肖序常院士等等；我们‘80后’、‘90后’当中肯定会有一批人以他们为榜样。到过西藏的毕业生都是地质科研院所最抢手的，在企业，也都是技术骨干”。

 

    “但我们也担心以后会有高原综合症，希望医学的发展能帮我们解决。青年时期会顾虑恋爱、结婚，中年后会顾虑与家庭的时空距离。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不少人会选择继续从事西藏研究，完成自己的理想。地质工作者都热爱大自然，并且对奋斗过的地方会有很深的感情，比如我就对西藏有一种依恋，而且非常喜欢藏歌。”

 

    梁晓说：“经历过极端生存条件的人意志都会变得非常坚强，很有责任感，很懂事，而且心胸会开阔。西藏壮阔磅礴的风景会给人以超常的视觉冲击，陶冶其中，眼光、气度都会变得不一样，我相信我们之中有不少人以后会干成大事，不是吹嘘，这和天天闷头在办公室工作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心境和胸怀。从事地质工作的人特别有韧性，特别能适应环境，很随和。”（本报记者 宋晓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