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人而不致于人

    越是大动荡、大变革，越是焕发战略较量的激情，这是中国战略文化的独特之处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同样，没有文化底蕴的战略是愚蠢的战略。战略文化历来是战略思维的母体，如果说一次、两次战略决策的成败并不一定取决于战略文化底蕴，但是五十次、一百次战略决策的成败则一定取决于战略文化底蕴。

    中国伟大统帅的共同品质

    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战略文化就是战略正气，从汉驱匈奴、唐灭突厥，到孙中山屡败屡战推翻帝制，再到毛泽东不惧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毅然决然抗美援朝。大凡中华民族有所作为的战略领导者都有一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战略定力，是中国历代伟大统帅的共同品质。

    事实说明，这种长于逆境决断的战略文化，总能焕发军队和人民的傲骨雄风，最终使中华民族化险为夷，在逆境中崛起。压力越大，形势越危险，中国战略家越是不屈服。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国家尚处在极度困难的时刻，面对英国马岛战争大获全胜而自信有能力不归还香港的狂妄叫嚣，毅然决然地作出恢复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决定。这是在别人认为我军对英军没有决胜把握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让西方人大为惊讶。按他们的逻辑，中国要等到军事实力发展后才能收回香港，但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主权问题没有谈判余地”，最终，英国屈服了，西方被震服了。这是崇尚正气、邪不压正的中华战略文化的充分展现，是中华战略文化的一次重大胜利。

    战略胆识来源于战略家的激情，越是大动荡、大变革，越是焕发战略较量的激情，这是中国战略文化的独特之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略文化，中华民族总是能在强大侵略者面前、在民族大分裂面前诞生出伟大的战略家。

    发掘毛泽东思想的新价值

    科学预见战争与和平的发展方向，进而作出立场选择，历来是战略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在大动荡、大变革时代能否预知历史转折的脉络，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这不仅仅需要客观分析，更需要决策者主观能动的洞察与把持。

    历史表明，新的时代潮流总是分娩于旧时代的母体，战略预见在于从旧的战略环境中积极主动地开展超越现实的前瞻性思维，一切成功的战略无不是以前瞻性思维为先导。回首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高瞻远瞩，从苏东剧变中敏锐捕捉到两极体制即将解体的信息，洞察出引发世界大战的动力和条件将被极大削弱的必然趋势，从而在冷战的母体中预见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主题的战略前景。30年后战略预见的任务发生了新变化，这就是要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中去预知萌动的战争和冲突，从而规划国防与军队的发展来应对各种挑战。

    人民战争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让毛泽东战略思想享誉世界。而今天一些战略工作者却陷入茫然，他们不能活用毛泽东战略思想，甚至陷入这样的误区：简单引进美军的联合作战理论、翻译照搬美军的条例条令。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而要克服这一倾向，就需要发掘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新价值。因为，面对扑朔迷离的全球大变局，我们不可能从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的语录和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只能通过正确认识和活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逻辑体系来寻找正确答案。比如，小车滚滚支援前线的做法确实不再适宜，但我海上渔民不畏强暴，自发自觉地抗击外国军舰入侵，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为，不正打开海上人民战争的新局吗？把人民战争的思想方法充分运用起来，渔民、海监渔政和人民海军三结合不正是再造“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伟业吗？

    冷战结束前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这个危急关头，邓小平高瞻远瞩，在危机中把握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提出“和平发展”、“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一系列战略转变的重大思想，造就了中国腾飞。实践表明，战略转变的文化就是破旧立新的思想解放，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需要作出“可能是离经叛道”的想法。总结起来，战略转变文化就是在破哪些、立哪些问题上做选择的文化。放到当下，我们面对信息化、全球化浪潮，如何能把握潮流、驾驭潮流，必须继承和发扬邓小平的两大战略思维，一是树立批判性思维来“破”，二是树立开放性思维来“立”。

    一个更深层的思维创新问题

    即便是看起来最为突然的变革，在其背后也隐藏着深刻的必然逻辑；而即便是看起来最为根深蒂固之观念，在其前方也总会闪现着变革的火花，这是认识与培育国家安全战略文化的挑战与魅力所在。

    培育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败之关键，这不仅要求我们要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找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力，而且要求我们要将其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筹划。当前中国处于变革、转型的关键时期，这要求我们用新科学、新技术、新理论、新视角认识自己、看清他人、走向未来。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要从更大的历史纵深去归纳总结我们优秀的、仍具极大现实意义的安全战略传统；另一方面，也要密切关注现代科学技术和理论创新的重大进展，充分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的进步成果，并与历史总结、与现实分析的相互佐证，实现历史与科学高度融合，完美统一。

    随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从量变转入质变，一个更深层的思维创新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如何完成思想方法的转变，即如何真正做到深度的解放思想。对此，我们要向哲学要思想动力，推动哲学的进步。首先，我们要跳出经验逻辑做超常思维，避免重走冤枉路。战略思维需要我们把互联互通、系统集成、信息融合、可持续发展等不断涌现的新思想、新方法统筹起来，建立科学思维体系，建立军事转型的新方法论。其次是要加快思维创新的步伐，对形势发展作出更敏锐、更积极的反应。第三是要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崇尚科学技术的文化底蕴，进一步提高我们对科学思维和技术观念的理解力。

    追求主动的意识是战略活的灵魂。如果把延续5000年不倒的中华战略文化精髓总结为一句话，那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中国变被动为主动的战略艺术之花都会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