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社科理论界“走转改”的助推器

    ■主持人：

 

    本报记者 肖国忠

 

    ■访谈嘉宾：

 

    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张椿年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承担者、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樊 浩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承担者、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文传浩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承担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廉 思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承担者、《环球法律评论》副主编 支振锋

 

    四川省社科联成果鉴定中心主任 魏凤琴

 

    编者按：自“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开展以来，社科理论界积极参与、热情投入，展现出一种清新务实的风貌。在“走转改”活动中，国家社科基金积极引导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面向实践、深入基层，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寻找答案，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事业。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了几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承担者和基层一线社科规划管理工作者，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国家社科基金在推动社科理论界“走转改”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管理创新秉承“走转改”精神实质

 

    记者：刘云山同志在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社科理论界也要“走转改”。那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的管理机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管理工作创新的方向与“走转改”的精神实质有无共通之处？

 

    樊浩：我一直在社科理论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我切身的感受是，近些年，全国社科规划办在选题规划、评审立项、中期管理、成果验收等各个环节不断有新思路、新举措、新办法。如果认真梳理这些改革创新之处，我们会发现蕴涵其中的重要旨趣，就是推进社科规划管理工作日益贴近社会生活、贴近学术现状、贴近专家学者，这与“走转改”的精神实质是内在一致的。

 

    毫无疑问，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和社科理论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作用的日益凸显，国家社科规划管理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会越来越大，社会关注度和期望值也会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全国社科规划办做出任何一项决策、推出任何一项措施，都要讲规律、讲科学，而不能靠“拍脑袋”，否则就不可能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社科理论界的认同和支持。按规律办事，首先要广泛深入“走”，经常听取社科界的意见建议，准确把握社科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查找管理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以增强工作针对性，掌握工作主动权。

 

    令人十分欣慰的是，近年全国社科规划办在制定社科发展规划时，注重征求实际部门意见，贴近党和政府工作需求；在组织课题申报和研究时，鼓励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合作研究；在项目评审和结项时，更多地吸收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参与。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些年国家社科规划管理工作导向更明确了，水准更突出了，管理更科学了，服务更优良了。

 

    魏凤琴：作为一名在地方社科规划管理工作岗位干了28年的“老”同志，可以说，我是这些年国家社科规划管理工作改革创新的见证者。近年来，全国社科规划办不断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切实加强改进社科规划管理，在服务大局中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比如，为加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的推介和转化应用，全国社科规划办去年新设立了宣传处，专门负责有关国家社科基金的宣传报道工作；又如，为有效扩大基金社会影响，成功举办中宣部首场社科规划管理工作新闻发布会，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及时解答专家疑问，增进了社会各界对国家社科基金的了解和关注。

 

    我经常说，全国社科规划办是社科理论工作者之家，因为一直以来，全国社科规划办坚持“管理即服务”的工作理念，始终做到尊重专家学者、包容专家学者、服务专家学者、引导专家学者，向专家学者问寒问暖、问计问需，不断提升服务社科理论界、团结社科理论界的能力水平。这种情感的维系，为引导社科理论界自觉服从于国家社科规划管理工作大局提供了宝贵的学界基础和前提条件。

 

    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今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全国社科规划办第一时间积极响应中央领导同志“社科理论界也要‘走转改’”的号召，围绕加强和改进工作，专门向160位首次参加会议的评审专家征求意见，率先垂范为社科理论界“走转改”作出了生动榜样，使国家社科规划管理工作在全面深入地“走转改”中不断开拓新局面、迈上新台阶。

 

    文传浩：确如樊浩老师和魏凤琴老师所言。这些年国家社科规划管理工作亮点频出、效果良好：创新管理内容，及时调整、拓展资助类别，形成有利于坚持正确导向、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有利于吸引更多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资助体系；创新管理形式，把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寓服务于管理之中，吸引鼓励广大专家学者和基层科研管理工作者广泛参与、深度参与社科规划管理；创新管理手段，适应科技发展潮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拓展网络工作平台，进一步提高管理工作科学化信息化水平。

 

    我们常常说，研究回答好时代提出的问题，是社科理论工作的基本任务，也是社科理论工作者展现自身优势、实现自身价值的客观要求。那么，问题在哪里？钥匙在哪里？从根本上说，在基层一线、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走下去，深入实践中，才能发现真问题，找到“客观辩证看”的视角；只有走进去，深入生活中，才能得出真理论，提出“科学求实办”的思路办法。基于这样的逻辑，国家社科基金每年的《课题指南》都注重充分反映时代需求、紧密契合国家需要，通过网上公开征集、个别征求意见、专家学者筛选等方式，选取研究主题予以立项，很好体现了“走转改”的精神实质和内在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践行了群众路线。

 

    学风引导契合“走转改”深刻蕴含

 

    记者：学风问题是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工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在您看来，国家社科基金引导树立的优良学风是否契合“走转改”的深刻蕴含？

 

    张椿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的示范引导作用。可以说，国家社科基金在管理上以什么样的立场态度对待学风问题，以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引领学术风尚，以什么样的措施办法促进学风建设，社科理论界万众瞩目、广为期待。以我多年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的经历来说，国家社科基金始终把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作为学风建设第一位的要求，并把这个要求体现在选题规划、评审立项、中期管理、成果验收等各个环节，对导向不正确的研究成果“一票否决”、“零容忍”，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正确的研究方向来自哪里？来自于现实生活，来自于人民群众。只有站在人民立场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才能找到学术理论研究的基点和归宿；只有立足当今中国的实际，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才能更好地服务党和人民事业。深化“走转改”，就要推动社科理论工作者始终坚持“心系民生”、“为民立言”，以大众的视角观察社会现实，以朴素的感情关照百姓生活，以鲜明的态度维护群众利益。从这个角度说，国家社科基金引导树立的学风与“走转改”精神高度一致。

 

    我多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近些年明显感觉到课题申报者研究方向日益明晰，基本上都能遵循国家社科基金的要求来申报课题。一些以前并不少见的大而不当、指向空疏的研究成果已很少见到，而导向正确、价值厚重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这是国家社科基金在导向方面进行示范引导、严格把关的必然结果。

 

    魏凤琴：如果说张椿年老师谈到的导向问题是学风建设的首要内容，那么正确的研究方法和端正的研究态度便是学风建设的核心内容。哲学社会科学要发挥好“智囊团”作用，不仅要在思想理论上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新思路、新观点、新判断，而且要在决策依据上提供科学的、准确的、充分的案例和数据支撑。正是在这样的逻辑考量下，国家社科基金始终引导和鼓励社科理论界广大专家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坚持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开展研究，把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为党和政府提供坚实学理借鉴和理论支撑。

 

    关注国家社科规划管理工作的人们一定清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申报资格、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作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规定，特别是对社会科学研究，突出强调问题意识、对策意识和前瞻意识，要求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实地调研、采集数据、拿出样本，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思路和对策，而不是泛泛地、空洞地、抽象地阐述道理和演绎概念。这与“走转改”的精神要旨是完全契合的：深化“走转改”，就是要推动社科理论工作者从“书斋式”研究转向“田野式”研究，在走进基层中增强社会责任、提升学术境界，在深入群众中锤炼思想品质、增强创新能力，以立足实际、反映实践的理论创造，以深入浅出、生动清新的理论表述，彰显社科理论工作的新风貌，塑造社科理论队伍的良好形象。

 

    廉思：我的理解是，“走转改”的实质就是切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中，坚持社会主义学术理论事业的根本宗旨，这是培育和弘扬优良学风，增强学术理论吸引力、感召力的必然路径，也是国家社科基金发挥示范引导作用的必然要求。

 

    我们都知道，国家社科基金引导树立优良学风的一个重要面向是突出成果质量，强化精品意识，将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融入项目实施和管理全过程，注重综合考查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将考查结果与项目结项、信誉评价衔接挂钩。在这方面，国家社科规划办出台了很多非常具体的措施：一方面，国家社科基金通过资助学术期刊，解决部分重点期刊因经费不足收取“版面费”的问题，引导学风文风；通过设立《成果文库》，激励学术界“十年磨一剑”；通过在媒体开设专版专栏和建设网站等形式，加强对优秀成果、优秀人才的推介和宣传，引导社科理论界深入实际、潜心钻研、推出精品。另一方面，国家社科基金在立项、结项等环节严把学术质量关，严肃查处学术不良行为，对存在内容结构散乱、数据陈旧、缺乏必要数据样本、概念不统一、引证不规范、统校不认真等问题的，限期修改或终止结项。可以说，这些深具实际效果的措施，是对“走转改”精神的坚定持守和良好秉承。

 

    成效产出彰显“走转改”最终旨归

 

    记者：国家社科基金成效通过成果和人才体现出来。那么，您认为国家社科基金在产出成果和培养人才方面是否彰显了“走转改”的最终旨归？

 

    樊浩：我看到过一篇报道：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共刊载的98篇论文中，有77篇论文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占总篇数的79%；以署名作者统计，所发论文第一作者中3/4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除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因刚刚设立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之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年度项目、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委托项目及《成果文库》等均有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这足见国家社科基金在产出成果方面非同一般的作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对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支持显著加强，每年都确立60个左右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研究项目开展攻关，截至目前已确立的400多项重大项目中，绝大多数都是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的。以刊登应用对策研究成果为取向的《成果要报》，许多期都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或中央有关部门调阅，成为社科理论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才智的重要平台。这种浸润了“走转改”精神的学术取向，最终淬炼出一批文风清新活泼、深具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使社科理论真正走出“象牙塔”，把价值体现在服务群众、服务实践、服务决策之中。

 

    就我本人而言，我的学术转型，可以说完全是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逼迫”下进行和完成的。我本身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但我目前的研究取向，既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也不是简单的应用研究，而是以“顶天”与“立地”结合为目标追求的研究。2005年，我作为首席专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思想道德与和谐伦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为完成这个课题，我们花费数年时间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最终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200多万字的《中国伦理道德报告》，建立了第一个改革开放30年中国6大群体伦理道德状况和大众意识形态状况数据库。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立地”研究所占有的数据材料，使我现在对许多问题不再只是抽象地理论思辨，而是有了立足调查的充分发言权，明显感到自己的“学术躯体”比以前壮实了。如果没有国家社科基金的推动和促进，这样的学术转型是不可能实现的。

 

    文传浩：作为一名扎根西部的学者，我深刻感受到，国家社科基金有一些明显的资助倾向。比如，通过设立西部项目，加强对西部边远地区学术研究的经费支持，使一批濒危学科得到抢救扶持，使西部社科研究队伍得到稳定；通过设立跨学科研究项目，加强对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复杂性、前沿性、综合性问题的经费支持，使不同学科的视角、知识、方法和人员得到有效融合。又比如，相继启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资助项目，积极为维护国家利益做好充分的理论储备等等。这些带有明显实践特色、基层特色、应用对策特色的资助取向，是对“走转改”精神的直接反映，也使我成为直接受益者。

 

    我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进生态学、环境科学、区域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等交叉学科领域研究。这是我们研究团队在申报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首批跨学科重大项目“三峡库区独特地理单元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研究”时，得到评审组专家一致好评的重要原因。由此我领悟到，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样的高水平课题研究中，社科理论工作者应当发挥自己所长，在研究领域、研究选题、研究对象上要用心“走基层”，在团队组织、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要用情“转作风”，在成果产出、研究态度、研究形式上要用功“改文风”。

 

    廉思：我是一名青年学者，我对国家社科基金体会最深的是人才培养过程中渗润的“走转改”精神。“走转改”是把握人才成长规律、解决社科理论战线“建设什么样的队伍、怎样建设队伍”的有效载体，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培养社科理论人才的必由之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施过程也是凝聚和培养人才的过程，社科理论界许多领军人物和优秀人才就是在承担、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成长起来的。据统计，仅2010年就有近4万人承担或直接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重要领域，其中，专门针对39周岁以下学者的青年项目有1300多项，直接惠及7000多名青年学者，促进了青年学者的成长成才。

 

    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聚焦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在这一课题研究过程中，我组织来自各个学科领域近30位青年学者，深入调查研究，产出的成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引发社会各界深入探讨。在收获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逐渐形成了“多学科分工协作，能吃苦善打硬仗，敢拼搏勇于创新”的研究作风和“服务人民找问题，俯下身子做调研，把握规律提建议，凝聚理想建团队”的研究宗旨。由此我深深体会到，只有紧紧遵从国家社科基金所一直倡扬的优良学风和精神，深入进行“走转改”，全面掌握一手材料，我们才能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方法，才能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进行平等对话。

 

    制度完善打牢“走转改”长效基石

 

    记者：国家社科基金在推动社科理论界“走转改”方面是否有自己的独特优势？这些独特优势能否为“走转改”走向常态化、长效化助力？

 

    张椿年：我始终认为，深入社会、服务人民是一个永恒的实践课题，“走转改”是一项长期任务。国家社科基金作为长期存在的研究基金，鼓励学者走进基层、改换文风、转变作风，是一贯的遵循和标准，而非一时之策、一时之需。

 

    我的看法是，“走转改”要常态化，最根本的在于制度保障。一方面，国家社科基金从立项评审、中期检查、鉴定结项等各个环节，都有一套完备的利于学者长期“走转改”的制度规范和措施要求，确保学者在长期的项目研究过程中，始终秉持“走转改”精神；另一方面，国家社科基金所一贯倡扬的优良学风，以及为此出台的各种规范和要求，也能约束专家学者始终走在“走转改”的正确轨道上，而不致偏离学术研究方向，背离学术研究要旨。

 

    另外，全国社科规划办通过一些科学管理举措，为建立社科理论界“走转改”长效机制探索了新途径。比如，与各个学科组举行定期会晤，就如何制定国家社科研究重大课题，如何把重大课题的落实与培养学术队伍、建立学术基地结合起来等问题进行沟通等等。

 

    支振锋：国家社科基金推动社科理论界长期坚持“走转改”，除了张椿年老师刚才谈到的制度保障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经费保障。只有具备较为充裕的经费支持，“走转改”才能走得远、转得透、改得深。

 

    大家都知道，这些年，由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家社科基金经费增长很快，已经由10年前的1个亿达到了现在的12个亿。经费的大幅增长，不仅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设置更为合理、更为科学，覆盖面和影响力日益扩大，也使原本捉襟见肘的每个项目的资金分配较以前充裕。这一方面为更多专家学者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中自觉进行“走转改”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原来因经费制约无法进行深入调研的课题研究者可以迈出更大步子，全面、深入、持久地“走转改”。

 

    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所产出的成果，耍笔杆子、纸上谈兵的现象少了，进行切实的田野社会调查、做实证研究的现象多了。这缘于国家社科基金加大了对实证研究的经费投入，学者有“资本”走出书斋，接地气、做实学了。

 

    文传浩：实事求是地说，社科理论界“走转改”长效机制的形成，离不开国家社科规划管理工作的规范引导和推动促进。国家社科基金一些项目的设置，本身就为“走转改”长效机制的建立指明了方向；一些制度的出台，本身就为“走转改”长效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标准；一些工作的推动，本身就为“走转改”长效机制的建立营造了氛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花费的时间长、覆盖的范围广、凝聚的人才多、产生的影响大，这些都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促进“走转改”长效机制形成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我尤其注意到，很多专家学者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过程中，浸润的良好学风、掌握的正确方法、秉持的科学精神，内化为他们自身的一种治学品格和治学习惯，使其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地得到了保持，这无疑为他们主动自觉、深入持久地“走转改”铺垫了基石。

 

    魏凤琴：我认为，社科理论界要实现“走转改”的长期坚持、常态开展，需要构建一些工作机制作为前提保障。如构建理论机制，加强理论建设，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构建人才机制，培养社科理论人才，着力打造植根实践、服务群众的社科人才队伍，将学术探索和理论创造融入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之中。在这些方面，国家社科基金都走在了前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国家社科基金的大力推动下，社科理论界一定会在“走转改”活动中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为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术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