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阑人静,一位年届80高龄的老人伏案审校书稿。此前一周,他刚做了心脏支架手术。
老伴醒来,望了望墙上的时钟,忍不住上前“呵斥”:“你不要命了,看看都几点了!”
“还有一点点,马上就干完了。”老人回答。
这位老人从事理论教育60年,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就是被誉为“理论高地不老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
最高学府的高远志向
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在古城南京荡漾。侯树栋被保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在那里,侯树栋确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来,他认为这是“少不更事”,便将目标修正为做一名党的理论战士。正是这高远的志向,使侯树栋终生不息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
“入校学习两年,为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打下基础。”侯树栋回忆说,在那段时间,“不光学到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学到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理论上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南京军事学院是当时军队的最高学府。毕业留校任教的侯树栋面对的学生大都是革命战争年代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小教员”教“大干部”,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那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普遍沿用苏联的体系和教材,结合的也是苏联的情况和经验,这些照搬来的内容艰涩生硬。经过反复思考和深入调研后,侯树栋决定把手中的俄文教材换成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让侯树栋与那些“大干部”学员产生思想上的共鸣。
就是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通过研读一本本陆续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侯树栋从中体会到从“马恩列斯”到“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主动将对苏联哲学体系和教材的研习,转变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十年“文革”结束后,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对毛主席的评价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要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任国防大学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的侯树栋一开始就站出来,讲明自己的观点。他撰写《永不凋谢的哲学之花》《矛盾分析方法的光辉典范》《发扬自觉能动性》等文,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马克思主义对今天的中国有怎样的作用?侯树栋认为,可以归纳为两句话:其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你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你要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应该走这样一条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道路上,它所形成的新的理论形态。”侯树栋解释道。
应战,在理论阵地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一种观点认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经验,没有理论根基”。对此,侯树栋主动应战,组织人员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一年后,20余万字的《思想政治工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版,开创性地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相渗透、相结合、相适应’”的基本规律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实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等观点。
“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不能只啃老书本,不能抱残守缺,要有新发展,要与时俱进。”侯树栋说,作为政治理论工作者,要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潮头,回答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
上世纪90年代,针对全军院校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从理论到理论的生硬模式,侯树栋提出:“政治理论教学要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展开。”从那以后,国防大学的政治理论教学和科研,开始转向以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
党的十五大召开后,全国掀起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高潮。侯树栋梳理出18个大家关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向国防大学干部学员作宣讲。他的解读既有理论的前瞻性,又有现实的针对性,十分“解渴”,受到全校人员认同。
令人敬佩的是,侯树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触角早就展开了。1993年,他就撰写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一文,首次从“执政党的纯洁性问题、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共产党人信仰问题、社会道德问题”等入手,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加以分析。
2003年,时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的侯树栋,又开始了对“邓小平领导思想”的全新探求。6个月后,他撰写的《邓小平领导思想学习纲要》和10多万字的理解读本问世。
为了把领导科学研究继续推向前进,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专门为侯树栋申报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研究”课题。在侯树栋的主持下,2008年,一套具有开拓性的理论专著——《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研究丛书》诞生了。
“这项填补空白的工程大大推动了领导科学的发展。在2011年的‘两会’上,每一位代表手中都拿到了报道这一理论成果的‘两会特刊’。”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刘海藩说。
“离开马克思主义,心里就没了着落”
早晨6点钟起床,冲泡一杯茶水,翻开书页——侯树栋的一天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
1991年,侯树栋被查出结肠癌。在手术后的化疗期间,呕吐、晕眩、食不下咽等不良反应困扰着他。但从第2期化疗开始,他不顾医生和家人劝阻,坚持恢复日常作息。他径直把办公室搬到病房,在病床上撰写著作和理论文章,处理教学工作,经常工作至凌晨。养病期间,他撰写了20多万字的《生活与哲学》等理论著作和文章。
“病房更安静,更适合工作。”侯树栋这样劝慰家人,“对我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心里就没了着落,病还会更重。”
从结缘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来,侯树栋把研究和传播科学理论内化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1987年,时任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主任的侯树栋来到前线部队代职副政委。他冒着枪林弹雨,与战士们同吃住、共战斗,为团以上干部举办学习班,一口气撰写30多篇解读党的十三大精神的文章。“深奥的理论被他讲得浅显易懂、有滋有味,像长辈跟我们谈心。我们谁都没觉得他是教授,高不可攀。”一位昔日老兵回忆说。
2004年,作为唯一一位来自军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被选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负责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骨干课程所用120多本专业基础教材的审编。
审查提纲、翻查史料、反复修改、千锤百炼……已经退休的侯树栋更加忙碌,工作起来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精力不够时,他边吸氧边看稿;右眼视力下降到0.02,他就拿着放大镜逐字过目。因为长期超负荷劳累,侯树栋2010年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家人劝他把工作放一放,他却说:“这是在延续我的理论生命,因为这些教材是要被年轻人学进脑子里、变为思想的,这是事关千秋的宏伟工程,我要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历史负责。”
8年来,在侯树栋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理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13本教材走进大学课堂,几十万字的修改批注成为经典辅导材料。
有“三个时刻”让他最高兴最幸福
在哲学王国里探索一辈子的侯树栋,是个性情率真的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时代主题的转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提出新的要求。针对当时军队院校政治理论人才极度匮乏的状况,侯树栋向国防大学党委提议,举办面向全军政治理论教员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辅导班。在教学准备过程中,他牺牲全部休息时间,写出几十万字的辅导材料,并搬到学员队,吃、住、生活在学员中,随时解答学员的疑问。
为了让中青年教员尽快胜任教学岗位,侯树栋手把手传帮带,提纲编写、内容设计、授课技巧、课堂互动、课后调研……每个环节他都亲自示范,耐心纠正。有时,他陪着年轻教员试讲10多次,直到他们获得为高中级干部学员授课的资格。“他曾专门编写出数万字的授课方法提要,为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的年轻教员上辅导课,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传授‘上大课’的技巧。”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吴杰明说。
“侯老反复申明,他的研究成果,我们讲课中可以随便使用。”国防大学教授丁世峰说,侯树栋的无私让人感动。
“老校长心胸宽阔,对与自己学术观点不同的人,善于倾听;他乐于助人,对理论人才的培养不遗余力,对后学者尽力提携,令人敬重!”国防大学教授颜晓峰由衷地说。侯树栋不止一次地说,有“三个时刻”让他感到最高兴、最幸福:一是当看到他教过的学生加入到教学队伍,并取得突出成绩的时候;二是当看到听过他讲课的学员走上我军重要领导岗位,担负起重大责任的时候;三是在分离多年之后再见面时,学员能够讲出他上的某堂课对他们有启发的时候。
“我已经快80岁了,有生之年要做的事,就是编撰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为繁荣发展党的理论事业再尽绵薄之力。”坐在记者面前的侯树栋明显老了,背越来越弯,视力也越来越差……虽然言行迟缓,但他心中仍揣着一只发条紧绷的钟表,全身洋溢着激情。
(本报记者 陈劲松 本报特约记者 褚振江)
短评
理论教育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从事理论教育60年,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60年来,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于一名党的理论战士,为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党的理论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不愧为“理论高地不老松”,不愧为广大理论教育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前列,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科学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用其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才能真正转变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掌握并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的人越多,推进我们的各项建设和改革就越有保证,这正是侯树栋先进事迹的时代价值之所在。
今天我们向侯树栋学习,就要像他那样,不断增强做一名党的理论战士的自觉性,坚定理想信念,树立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