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经验”与“50年”大限

    “文艺不要图解政治”

 

    33年前，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有感于文艺亟待调整与政治的关系，亟待恢复现实主义，即讲真话的、注重形象和细节真实的、广阔多样的、真正面对现实的现实主义，我选中两位心仪的作家进行研究：一个是柳青，另一个是孙犁。

 

    我和孙犁、韩映山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是三人之间对于文学本体的一次坦诚的谈心，发表后有些反响。

 

    通信中提出的文艺创作要回归现实主义、要“远离‘政治’”两大问题，特别是写作要“远离‘政治’”，招来意料中的责难，所以，我在回复韩映山的关于如何欣赏《铁木前传》的信中，特意就这一问题作了必要的论述。

 

    韩映山回信说：孙犁同志来信让我看看《鸭绿江》1979年第12期上您给他的信，我找来读了。读后，非常兴奋、非常同意，如“……远离‘政治’却不得不透出爱憎的境界……一部作品，政治与艺术高度融合之后，人们看到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艺术，而是生活，生活的美。”“素常，当我问及孙犁同志，为什么当前有些作品，只能哄动一时，过后不久，就烟消火灭了？他笑了笑说：我多年的经验就是，写东西离‘政治’要远点。”

 

    我回韩映山的信中说：几十年来，文艺翻跟头，因为政治翻跟头，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关乎文学的生死存亡。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很难同他们的政治倾向截然分开。文艺家不能脱离政治，但文艺应独立于政治。文艺不是政治的附庸，服服帖帖做驯服的工具。文艺的真善美、精气神，是政治所不能替代的。

 

    恩格斯把意识形态叫做“高高地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同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相比照，文艺反映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要曲折得多，“归根到底要作为必然的东西透过无数偶然事物……而获得实现。”

 

    所以，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的小说时，着眼于法国当时的整个社会，而不仅仅看到法国保皇党的政治命运。“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这就是面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文艺。

 

    《铁木前传》的语言和风格是迷人的，它像蜜，香，甜，而且粘人，像春风拂面，富有生气，周身舒畅。然而，《铁木前传》的成就主要不表现在语言风格上，而在处理文艺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上，在巧妙地、曲折地、侧面地、偶然地、形象地、非政治式地反映生活的面貌上。孙犁以这部薄薄的杰作告诫我们：艺术不是政治，太直、太露、太硬、太凶都不好，要学会写个别、写偶然、写形象，甚至写侧面、“言不及义”，不然，于艺术之道根本没有入门。

 

    然而，孙犁还是被误解了，两年之后的1981年，他又亲口对韩映山说：“我说过，艺术作品，写时离‘政治’远点。你还说是一句名言。你太天真，幼稚。现在，有人歪曲这句话了，说孙犁写东西脱离政治。我从来没有说过文艺脱离政治。我是说，不要图解政治，投政治之机。”

 

    33年过去了，越来越觉得完整地理解孙犁这句话的重要和必要。

 

    “50年”是个坎儿

 

    柳青当年对我说：“一部作品，评价很高，倘若不在读者群众中间受考验，再过50年就没有人点头了。”

 

    晓玲回忆孙犁也说过：“我作品的寿命是50年，不算短寿，是中寿。”

 

    都是“50年”，50年一个坎儿啊！可是，我数了数，和孙犁同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要么是太多的政治宣传，图解政策；要么是准非艺术品，不能在感情上打动人。50年后的今天，多数都不为人知了。

 

    孙犁则在文集自序中不无自信地坦言：“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

 

    1945年5月的《荷花淀》、1951年的《风云初记》、1954年的《铁木前传》以及孙犁文集里的作品，中间经历七八年又来一次甚或一两年两三年又来一次的重重叠叠的政治运动，看似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东西南北风，却早“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跨越50年、60年，直奔70个年，了不起啊！

 

    孙犁在回我关于《铁木前传》的信的最后写道：

 

    投机取巧，虚伪造作，是现实主义之大敌。不幸的是，这样的作品，常常能以哗众取宠之卑态，轰动一时。但文学艺术的规律无情，其结果，当然昙花一现。

 

    我们目前应该特别强调真正的现实主义，至于技法云云，是其次的。批评家们应该着重分析作品的现实意义及其力量，教给初学写作者为文之法的同时，教给他们为文之道。

 

    他还让韩映山特别注意以上这些话，足以见他对当前文学的殷切希望。

 

    孙犁喜欢和花山文艺出版社的李屏锦聊天。屏锦说：“至少我相信，运动来了，你不会到我那里去送一张大字报。”孙犁大笑。

 

    屏锦反复提醒我说：“孙犁走了，他带走了一个文学时代。一个不趋时，不媚俗，远功利，拒浮躁的文学时代结束了。”

 

    但是，孙犁文学资源的开掘，远远没有结束。

 

    只有一个孙犁

 

    孙犁，布衣寒士，却是中国革命文学史上以真善美独步文坛的第一人。

 

    孙犁一生三个阶段，根据地时期和解放以后不一样，“文革”以后和“文革”以前又不一样。刚粉碎“四人帮”，他对我们《文艺报》准备要讨论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甚表赞赏，但对作品的悲剧结局不大满意。后来，把世事看透了，笔调沉郁起来，也为忘却而纪念。只有把这三个阶段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才是一个完整的孙犁。

 

    孙犁前半生在人性恶中发现人性美，教人感恩教人谦让，让人间充满爱；孙犁后半生，发现人中有兽、人性有恶，有内斗的残酷，有谋害的罪恶，忍看朋辈成新鬼，孙犁愤怒了。

 

    1978年9月，孙犁在给我的回信中不胜感叹，说：“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国怨家愁，身心惨遭不幸，步入晚年，发愤之所为作，大道低回，最后完成了孙犁自己。

 

    孙犁一生爱大众。他革命，抗日，弄文，一概“为大众”，赋予大众最高的热情和信任，深入他们的灵魂，问寒问暖问道问路，总觉得欠着他们什么。

 

    在大众面前，他总是把自己摆在一个非常谦恭的位置上，眼睛朝上看他们。柳青和孙犁都是人民作家，以写农民见长。柳青写农民，是真心实意地歌颂，肝脑涂地地祝福，同时，又在作品中指导农民，教育农民，有时借助人物直接向农民灌输政策。孙犁从不以教育者的姿态出现在作品里，更不以教训人的口吻和政策的执行者的身份说话。对人民，他感恩戴德，毕恭毕敬，人民大众就是母亲大地，是父老兄弟，更不会充当父老乡亲的父母官，摆官架子，打官腔。搜遍孙犁的作品，你能找出一句教训大众的话吗？这一点，他毫不含糊，他比同时代的一般作家既深情、又深刻。

 

    孙犁继承鲁迅以来优秀的文学传统，矢志不移，坚守文学的审美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在这一点上，他比同时期的作家都高明，都执著。

 

    这两条，概言之，就是抒人民大众之情，招中华民族之魂，“问亲邻兴废存亡，叙风烟悲楚哀伤。”（汤显祖）

 

    看似简单的两条，知易行难。孙犁历经多少次非文学的文学批判运动啊，但他我行我素，坚持到最后，他成功了。

 

    他成功了，更何况是文学的全能高手、全能奇才，小说，散文，杂文，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样样颠峰，还作诗，治印，书法也见功力。

 

    孙犁最爱人尊重人，最有艺术良心，最看重性灵，最和善最低调，漫不经心却直逼人心最老辣，最不图虚名而对美学信仰毫不动摇，经过残酷的战争洗礼和更残酷的文狱洗礼之后最明白，在解放区以至于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孙犁是文学大师，是理论大家，是做人的楷模，自成一家。

 

    孙犁是一个奇异而幽深的艺术世界，孙犁的研究，成为一门影响越来越深远的独立的学科，评家蜂起，专著迭出，一反长达数十年不公正的精神待遇。“玉在璞中人不识，剖出方为世上珍。”

 

    （作者为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化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