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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做李商隐研究，在学术上自己有信心，不会出大问题。但我想请教各位，在进行传记创作的时候，如何使作品具有文学性？”
“文献中涉及黄庭坚的一些对话非常精彩，但是按照文言文理解起来有点难度，是不是要全部用白话文翻译过来？”
“我写黄宗羲，希望把他写成活着的人，好比他活在我们当下，或者反过来，我们活在黄宗羲的当下。我要表现他在情感、思想、价值观上与我们不是如隔霄壤的，读者才能通过我的笔走进这个人物，接受他。”
8月25日，在北京东三环一间略显局促的会议室里，《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创作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余位作者围坐在一起，向专家组汇报自己的创作思路、遇到的难题。作为丛书专家组成员，何西来、王春瑜、李炳银、孙郁不仅答疑解惑，还向他们接连发问。问题犀利、准确，直指要害，让旁听者也不免面红心跳。
“你写庄子传，刘文典的书看过没有？如果没有，我建议你最好找来看一下。”
“你对传主袁枚的感情很深，但我担心的是，你能不能拉开一定距离来写他？”
“你说想做一个王国维年谱，其实早就有人做过了，拿过来用就是了，不必再下那个功夫了。”
负责鲁迅传撰写的是陈漱渝——鲁迅研究专家、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他直言自己的心情“很忐忑”，“会议形式有点像论文答辩，人到古稀之年，又当了一回学生。”像陈漱渝一样，参与创作会的王充闾、董乃斌、缪俊杰、李洁非、郭启宏、郭晓晔等作者，多是卓有成绩的学者或名声斐然的作家，但他们都能坦诚地向专家组吐露心中的困惑，并欣然接受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
如果说这次创作会像“答辩会”，那么对于这些作者来说，确实是通过层层“考试”才被选拔出来的。今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实施〈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工程的公告》发布，从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化名人中选择了一个130人的传主参考名单，向全国各界征集传记作者。中国作协为此建立了完善的论证机制，从传主选择、作家认定、写作大纲论证、书稿的专项审定直至编辑、出版、宣传、营销等，层层把关。此次创作会的“答辩人”，都是通过了写作大纲论证的学者、作家。
“答辩会”进行着，传记作者之间交流、沟通的“同学会”也融入其中。
“刚才有人说写传记要让传主的家属认同，我不同意。我们的传记要让历史认同，而不是家属。”陈漱渝说，他从前研究鲁迅，是“匍匐着”研究，容不得别人说鲁迅半个不字。但现在才意识到，写传记的时候，有些地方不妨写得“狂妄”点，因为我们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更能认识到传主的局限。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丛书编委会主任何建明，同时也是该丛书司马迁传的作者，十分认同陈漱渝的看法，“我们对笔下的人物，一方面要充满感情，另一方面要毫不留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写出我们的高度。否则就会局限于作家个人对人物的感情，缺少高度和深度。”
“仰视、平视、俯视”相结合是蔡元培传作者丁晓平的观点。他认为，传记写作既要保持对历史的宽容与敬畏，让历史人物回到历史现场、历史语境之中，又要正视历史人物的局限性，把握历史人物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何建明说：“在我们这些作者的名字后边，都连着一个伟大的名字。”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份责任感、使命感，才让组织者和作者能够全力以赴，毫不懈怠。
经过若干次“答辩会”后，读者最终会看到一份怎样的答卷呢？我们期待着。
（本报记者 杜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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