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风骨

    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马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时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

    孙盛（302-373），著《魏氏春秋》20卷，《魏氏春秋异同》8卷，《晋阳秋》32卷，是一位“词直而理正”的历史学家。用今天的眼光看，孙盛不过如实地报道了筑城拆迁的一些阴暗面罢了,但他触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凡为官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弄到海枯河干，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坚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面子，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种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

    桓温见到了孙盛的《晋阳秋》，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派人把孙盛的儿子找来，当面威胁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然后拂袖而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不过，没有立刻付诸行动。但在兵戟林立的大司马府，撂下这番重话，那意思很清楚：你们要是不怕遭到灭门之祸的话，你就让你那糟老头子去出版他的《晋阳秋》吧！孙盛先生的大少爷，当时已吓得三魂出窍，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门，一头栽在孙盛面前：老爷子，您就高抬贵手，救救咱们全家百十口子身家性命吧！

    “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但消息传来，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不胆战心惊的。那时的株连，可比现代人搞运动的打击面要宽泛得多，常常是成百上千的亲属跟着掉脑袋。于是，孙男弟女，姻亲妇眷，面前黑压压地跪了一片：“号泣稽嗓”，要求他修改《晋阳秋》，如不能为桓大司马歌功颂德，至少也要将这一页掩饰过去，只当历史上没发生过这回事。

    老爷子呀！他们开导这位历史学家：诸如此类的瞪着眼睛，胡说八道，坏蛋美化为天使，罪犯鼓吹成圣徒；昧着良心，颠倒黑白，汉奸洗白为功臣，叛徒描绘成英雄。您老人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盛大怒，不许。”断然拒绝，这就透出史家的铮铮风骨了。

    他的几个儿子，一看老爷子如此顽固倔强，毫无商量余地，又不能等着桓大司马的刀落在头上，便私下里将《晋阳秋》大大地涂抹更改，梳理润饰。中国文字的弹性，也着实是刀笔吏足以表现才华的所在。假如放在当下，他的儿子们准会是这样改动的：明明是桓温大军仓皇败北，但会说成是“战略撤退”而心安理得；明明是将舟船辎重统统抛弃，但会说成是“缴了学费”而自我安慰；明明是失败以后不思悔过，更加浪费民力国帑，去建造广陵城，但会说成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而更加英明。总而言之，白璧尚有微瑕，一眚不掩大德，大司马，称得上是功勋盖世的国之干城，彪炳史册的民之救星。

    于是，总算将这部充满溢美之词、过誉之言的改定本，送到大司马府，请桓温定夺，免去了一场天大的灾难。

    但哪里知道孙老先生早有预见，一是料定桓温畏惧历史的谴责，必然要动用强力手段毁史；二是担心那些严重缺钙的人，骨头很软，迫于压力，必然要按统治者的口味改史。老先生未雨绸缪，“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坚持真理，不畏强势，不看着谁的脸色来写作的。同样，有良知的文学家，也不应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躲进象牙之塔，玩弄风花雪月，而是应该不懈追求真知，始终关注现实。因为今天的现实，即是明天的历史，所有那些传之于世而不朽的小说名著、戏剧经典、诗歌杰作，无不具有历史价值，道理就在这里。文学家，说到底，也是历史学家。所以，文学家在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章怀太子那句“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的箴言，是要谨记在心的。说真话，讲真理，写真实的品德，在这位历史学家身上所体现出的风骨，也是我们为人和为文时最需要秉持的宝贵精神。

    (作者为当代文坛著名作家，曾获中国文学各项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