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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08月23日 星期四

    流动与互动

    ——“闯关东”与东北风俗文化的变迁

    段 妍 《 光明日报 》( 2012年08月23日   14 版)

        文化学家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既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征,又具有流动变异性的特征。前者使一种文化与他种文化相区别,后者又使文化之间有沟通性。”([英]马林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近代以来,山东、河北、河南民众不断迁居东北,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闯关东”移民潮,对东北地区的风俗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移民运动也是一种文化的迁移。人口迁移时,他们所承载的价值取向、生产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也必然随之移动。中原的汉族风俗文化在东北传播,被土著居民所接受,以满族为主体的土著风俗逐渐被同化。而中原文化,由于脱离了“母体”的纽带以及环境的改变,也在逐渐发生变异。两种不同风俗文化不断进行整合、调适,最终形成了东北地域新型关东风俗文化。本文仅从饮食风俗、婚姻风俗、语言风俗三个方面对两种风俗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进行简要阐释。

        在饮食风俗上。在山东人闯关东前,满族的饮食多以肉类为主,较少食谷米类,在饮食结构上较为单一,且对肉类的加工主要采用较为原始煮、晒、烤等方式,基本不使用任何工具。在汉人入关后,他们不仅把其主要饮食带进东北地区,最重要的是把食物加工的技艺传授给了满人。由于民初山东闯关东的人数较多,鲁菜在东北有较大的市场,不少名店均系山东人开设或由鲁菜的传人掌作。满族在汉族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掌握了各种烹饪技术如烧、烤、炖、炒等,饮食结构不断改进,饮食种类逐渐丰富多样,谷物粮食渐渐代替肉食、在饮食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黑龙江外记》记载:“满洲宴客,旧尚手把肉,或全羊。近日沾染汉习,亦盛设肴馔。然其款式不及内地,味亦迥别。”(《双城县志》卷15礼仪风俗,1926年铅印本)在满汉饮食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满族虽受汉族影响很大,但也保留了本民族的一些饮食习惯,有些亦被汉族所吸收。如满族爱吃用小米、黄米、高粱米和玉米做成的干饭、稀饭、水饭和粘饭。移民进入东北后,在适应环境过程中,也逐渐改吃高粱米、棒子面。打糕、玻璃叶饽饽、苏叶饽饽、盆糕、萨其玛等具有鲜明满族特征的点心,也成为当时关内汉族所喜爱的食品。两种不同饮食风俗的融合碰撞,最好的例证就是“满汉全席”。它既突出了满族菜点特殊风味,如烧烤、火锅、涮锅等,同时又展现了汉族烹调的特色,扒、炸、炒、熘、烧等。此外,由于东北冬天寒冷、缺乏新鲜蔬菜,土著居民在长期生活中找到了适合东北寒冷天气的储存蔬菜方法,其一是腌制酸菜,其二是在地窖储存青菜。《奉天通志》记载:“及至秋末,车载秋菘,渍之瓮中,名曰酸菜;择其肥硕者,藏之窖中,名曰黄叶白。”此种腌制酸菜和在阴凉地窖中储存蔬菜的风俗,逐渐被关内移民接受,迄今仍在东北农村沿用。

        在婚姻风俗上,山东人移民进入东北后,满族的婚姻风俗逐渐发生改变。满族的婚姻礼仪,早期较为朴素简单。而汉族早有婚嫁六礼之风俗,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满族虽无六礼之说,但其婚姻也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必须经过“问名”、“合婚”、“相看”、“放定”、“迎亲”等礼仪才能完婚,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显然是受到了汉族婚俗的影响。《沈阳满族志》记载:“因清中、后期的满汉融合,互相影响,已经渗入了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婚俗成分。”在婚龄上,满族旧的婚俗提倡早婚:“满洲之早婚在全国可居第一,奉天满族富裕人家男子,生十三四岁即结婚,至二十岁以上方结婚者,俱为贫人。”(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伴随汉族移民的大规模进入,在汉族婚姻风俗的影响下,满族的早婚现象开始减少,并逐渐上升至法规层面。据《北镇满族志》记载:“民国满人结婚年龄,一般是男18—20岁,女17—21岁。”同时,关内移民在与满族不断接触和交往过程中,也逐渐借鉴了满族的一些婚姻风俗。例如,《兴京县志》曾记载:“放定之日,女饰盛服出,用旱烟筒与男家来宾以次装烟,此乃参以满洲之俗。”(丁世良:《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奉天通志》在记载满族婚礼时这样写道:“(满族)两主人并跪酌洒,互递酹祭,名曰‘换盅’,汉俗行聘宴饮,亦谓之‘换盅’,殆习满人之俗欤。”

        在语言风俗上,清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满文的学习与使用。统治者采取诸多措施,限制满人学习汉语,但收效甚微。伴随汉人不断进入东北,“黑龙江以南的满洲几乎人人会说点汉语”,(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而满语则日渐衰落。至民国,此种变化更为显著。满人中,已有大部分开始改说汉语、使用汉姓。Walter Young(美国学者)曾这样记载:“现在满人几与汉人完全同化:他们的言语,也渐归消灭,转用汉语了”。(W.Young:《美报之华人满洲移民运动观》,东方杂志,第25卷第24号)但是在满汉人民长期共同发展的进程中,满语对汉语的影响也很大,汉语吸收了大量的满语词汇。至今在汉语中,尤其在东北方言中,还存留着许多满语词汇。这在相声、小品、小说、戏剧和影视作品中经常可以听到看到。除口头词汇外,现在东北地区的山名、地名、水名以及物品中仍保留着大量的满语。据统计,仅吉林地区的满语地名就有五六百个,至于整个东北三省则更多。如:哈尔滨,满语意为“晒渔网的场子”;齐齐哈尔,满语意为“天然牧场等等。可见,汉语吸收满语词汇无论在数量抑或范围上都是十分可观的,作为方言、地名,部分满语词汇被保留下来,在东北各族人民日常交际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基本词语。

        正如史料所云:“满汉旧俗不同,久经同化,多已相类,鲜有习俗,或源于满,或移植于汉。”(丁世良:《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东北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相互吸收,使两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均发生了变异,这种整合后的新型东北文化,既不完全同于原有的以满族为主体的土著文化,又区别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模式,而是两种文化优化整合的结果。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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