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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河湾，这是一处在公众视野里“默默无闻”的遗址，但在学术界，它的名字响彻中外。周六，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办公室里，记者专访了我国古人类研究专家、副所长高星。
泥河湾为什么这样重要？
记者：请您谈谈在泥河湾工作的情况？
高星：我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就读的时候就对泥河湾耳熟能详。到科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到遗址参观过。1990年我首次有机会到泥河湾考古发掘，当时是参加一个中美合作考古项目。以后就多次到盆地研究、考察、交流，指导过研究生的发掘和论文研究项目，主持过对遗址综合信息的采集，举办过国际学术会议，参与过泥河湾博物馆的策划。现在，我们的一个课题组正在这里的一处遗址开展发掘呢。
记者：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泥河湾遗址的重要性？
高星：泥河湾盆地被誉为“东方的奥德威峡谷”，这里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被称作“泥河湾遗址群”。说到欧亚大陆人类的起源和演化，都必须谈及这里。1924年，泥河湾盆地的科学价值被西方学者发现。从那以后，这里就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古人类学家们仍在这里持续开展工作。
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它的重要性。
首先，泥河湾盆地出现人类的时间很早，是东北亚地区最早的一处人类遗址。截至目前，这里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至160万—170万年以前，有些学者认为甚至可以追溯到200万年以前。这对研究亚洲古人类的起源与演化，是弥足珍贵的。另外，早期人类大多数生活在温暖湿润的地方，在这里相对较为寒冷的地方出现这样早的人类遗迹，对研究当时人类的迁徙、扩散过程与适应生存能力，以及当时的气候特点和环境变化，提出了新的命题。
第二，泥河湾不是单一的遗址，而是由数十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构成的遗址群。在一个并不是很大的地理单元内发现如此密集的远古人类遗址，在中外都是罕见的。这些遗址分属170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不同时段，断断续续，延绵不绝，说明人类一直在这里生存和繁衍。这些遗存构筑了先祖在这里演化的近于完整的时空框架，谱写了一部浩瀚、翔实但又需要学者进行破译的无字史书。
第三，泥河湾遗址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大量的不同时期古人类制作和使用的石器、骨器及其副产品，数量丰富、种类多样的与古人类相伴而生、被古人类猎食的动物的化石，精美的装饰品，用火遗迹和动物足迹印痕，还有少量人类化石。单从石制品而言，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简单古朴的石核、石片和刮削器、砍砸器，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娴熟、形态规范的盘状石核、石球，更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精湛、尖锋刃利、类型多样的细石器。其实，遗址的地层堆积也是重要的科学资源，提供古人类生存的时代、环境和资源条件信息，也有助于揭示遗址的性质、形成过程和被利用的方式，以及古气候的演变过程。这些文化遗存和遗址本体记录、展现着古人类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多姿多彩的适应生存的方方面面，是不可再生科学资源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对复原古人类的演化过程、重建中华大地先民的史前史、探寻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根基，不可或缺。
另外，泥河湾地处东北亚和华北的腹地，与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辽宁本溪庙后山遗址、营口金牛山遗址，内蒙古大窑遗址，陕西蓝田猿人遗址、大荔人遗址，山西丁村遗址等相距很近。再放眼远望，它与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中亚地区、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古人类遗址也相去不远。远古时期人们居无定所，不断迁徙移动，发生着融合、交流和碰撞。这些遗址都有内在的关联。因此，泥河湾盆地在先民生存时期对周边定有辐射和影响作用，它的学术意义并不局限在中国，也覆盖了东亚乃至世界。
记者：为什么在泥河湾遗址始终没有发现像北京人头盖骨那样直接、有力的证据呢？
高星：没有在泥河湾发现直立人阶段的人类化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猿人化石，这是个遗憾，但我想这只是一个机会问题。
就像前面说的，早期人类是在不断迁徙中的，也没有掩埋尸体的习惯。要知道，泥河湾是旷野遗址，与发现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周口店的洞穴遗址不同，不利于人类化石的形成和埋藏、保存。人只有一副骨骼，死的时候尸体没有被动物吃掉、没有被水冲走，能及时被沙土掩埋起来，没有发生风化降解，恰巧遇到合适的温度、湿度和地质条件变成化石，又恰巧被合适的人发现，实在太难得了。
我们在泥河湾发现了很多动物化石，但大多是破碎的，因此我想即使有人类化石发现，也可能是不完整的。但另一方面，人的一生可以制作和留下很多物质产品，尤其是石器，可以在遗址中保存下来。因而，发现文化遗物的概率远远大于人类化石本身。即使发现不了人类化石，遗址仍然重要。考古学这门学科就是通过对这些物质文化遗存的发掘、采集、整理、分析、测试来研究过去人类技术演化、文化发展和行为模式的。
泥河湾遗址能否解决中国人的起源问题？
记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人类是20万年前从非洲起源的，大概在10万－6万年间迁徙到世界各地。那么泥河湾遗址的发现，能不能推翻这种假说？
高星：我觉得泥河湾遗址目前的研究结果，还不足以解决中国人的起源问题，但它是人类起源演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人类的远祖起源于非洲，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因为迄今只在非洲大陆发现了700万年前-2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和能人化石，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欧亚大陆只发现了200万年以来的人类化石。
“现代人类”又是一个新概念，这种假说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大概2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现代人类”，他们不断向其他地区迁徙，“取代”了当地的古老型人类，成为现在人类的祖先。
但这只是一种假说，并非是得到证明的科学结论，学术界并没有对此达成共识。我们的研究认为这种假说存在弊端，尤其是不符合中国乃至亚洲的情况。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先生提出了另一种假说：东亚“现代人类”演化模式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这块土地上的主体人群是生生不息、延绵不绝的，连续进化的线条没有中断过。期间东来西往、南迁北移的群际迁徙发生过，但这一过程是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并没有发生本土人群在整体上被“入侵者”取代。中国乃至东亚出土的大量的在形态上具有连续性状的人类化石和一脉相承的丰富的文化遗存支持这种学说。这也是中国古人类材料的独特的价值所在。
泥河湾盆地有诸多的不同时代遗址，将各个时段遗址的文化内涵串联起来，可以明显看出古人类演化的连续性和文化与技术的承继性，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某种技术及其代表的人群突然出现，取代了原来的文化体系。但这里还有一些薄弱环节，尤其是8万－2万年前的遗址稀少，提供的本土人群连续演化的证据还缺乏一锤定音的效力，这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古人类学：以更长的时间尺度审视现实的社会问题
记者：有不少人提出，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知道远古人类活动有意义吗？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高星：现实问题，不仅涉及物质生活，还涉及精神的层面。在现代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人们已经意识到精神空虚和文化贫瘠所带来的重大社会问题，社会对精神和文化需求会不断增加。古人类学、考古学是复原人类自身历史的最主要学科，对满足人们对人类由来的好奇心和对历史过程的求知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进行包括泥河湾遗址在内的古人类研究，不仅仅是要满足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还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以更长的时间尺度审视和定位我们的过去、现代和将来，使我们对一些现代事情的来龙去脉看得更清楚明白，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有正确的把握，据此做出科学的规划。
举个简单的例子，目前的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吗？温度上升2摄氏度，人类会不会灭亡？这是最近很热的话题。其实，旧石器时代占人类历史的99%，发生过很多自然与人文事件，有很多可循的发展规律。如果我们只把眼光盯在有历史记录的这几千年甚至几百年，我们的知识就很局限片面，对问题就不会有客观全面的认识，对问题就会无从解决。但如果把时间尺度拉大，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地球经历过周期性的气温升降事件，一些时段的温度比现在还要高，而那时人类还在茹毛饮血，排放二氧化碳的能力微乎其微，可见气温的升降更多是自然的过程，人类的影响有限。即使温度再高些，人类作为一个群体也不会灭绝，因为我们的先祖经历过那样的环境，而那时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远比现在原始、落后！
我想，类似这些问题，都要靠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人类的历史，靠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来提供相似型案例来启发思路。
记者：那么我们国家古人类学研究的现状如何？
高星：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研究的资源得天独厚，但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目前世界研究旧石器时代有三个热点地区，非洲、西欧和东亚。但就国家而言，中国古人类研究的材料非常丰富，任何一个人要想研究旧石器时代，任何一本古人类学教科书的撰写，都不能避开中国。但中国的古人类研究却相对滞后，像吴新智先生这样能提出重要学说的研究很少，大部分都还是在跟踪模仿阶段，更多的工作局限在基础资料的发现、发掘、整理和报道上。
这首先与材料发现的契机和引起的重视程度有关，近二十年，我国重要的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发现的并不是很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遗址也鲜有发现，引起的关注度不是很高，得到的支持力度就不是很大。而与此相反，大量精美珍贵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在辽西、澄江、和政等古生物化石宝库的出土，带动了恐龙、古鱼类、古鸟类和古哺乳动物研究的热潮，其成果每每在《自然》、《科学》等顶端杂志刊登，吸引了大众的眼球，更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关注。而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就相对沉寂，时常有一种“在夹缝中生存”的感觉，似乎需要再发现一个周口店遗址来激活、振兴。这也与我国当前的科技评估体系和科研资金的投放方式有关，基础性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得不到鼓励。这种局面也和我国学科划分与设置有关。在西方，人类学是一个大学科，相当于我们的一级学科，体质人类学、考古、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乃至应用人类学都在其中。但在我们国家，人类学被分割到生物学、医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很多领域。具体到古人类学，是地质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古生物学中被附带包含的部分，在学科定位和项目基金申报方面很是吃亏。
我们的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的研究队伍也过小，人员严重不足。我做过统计，全国这方面的专业研究人员只有60个人左右。前一阶段搞第三次文物普查，古人类—旧石器时期的遗存基本没有增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几乎没人搞这些研究，宝贝放在面前，大家也不知道。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接近200万年的历史长河中被发现的遗址不到2000处。但在日本，他们有人类活动的记录就3万年，但有3000多人的研究队伍，2万多处旧石器时代遗迹！
我一直在提议，建立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中心，希望把各种力量整合到一起。人类学是一个寂寞的学科，但这是探索人类文明根系的重要领域，希望能引起更多重视、得到更多的支持。本报记者 耿建扩 刘文嘉 齐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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