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上海书展的规模还比不上每年一度的书博会或者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但是当你看到王安忆、莫言、刘震云、毕飞宇、大卫·米切尔、乔·邓索恩、苏童、阿刀田高、王跃文等近300位海内外文化名人、学界专家在你面前对话,畅谈文学和阅读时,你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上海书展的独特魅力。
在一场场对话和读者交流中,众多知名作家纷纷畅谈了自己的文学与阅读体验。
王安忆:阅读有时候会决定一个民族的性格
王安忆一直在表达一种观点,阅读是一种奢侈的消遣,有时候会决定一个民族的性格。她与读者分享了在斯洛伐克首府的经历。
在那里,王安忆看到贫瘠荒凉的景色,遇到了“敲竹杠”的出租车司机,“种种社会转型期的毛病非常粗暴地表现出来,让人忍不住为其担心。但那里遍地都是小书店和图书馆,让人感到,不可小视这个国家,它可能有一种力量。有那么多的书店在生存,你会觉得它是有希望的。”她说,她非常喜欢阅读,“我不知道怎么样向你们来传达阅读的愉快,这只能靠自己去体验。”
刘震云:我是一个职业的阅读者
刘震云称自己是一个职业的阅读者。而最近,他特别纠结书名的事情。刚刚出版新书《我不是潘金莲》的刘震云被书名搞得“不大安宁”。
他很欣赏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我没看的时候觉得是一本女性小说,看完之后才知道‘红’的意思是土耳其人民鲜血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字我非常地羡慕,李洱的一本书叫《石榴树上结樱桃》,书名起得非常好。”他希望下一本书出版时,能够走出起书名的困境。
莫言:书越来越多,读书越来越少
莫言说,现在大家都在阅读。而他的经验是,阅读既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阅读喜欢的书、好书肯定是愉快的体验;阅读你不愿意读但又必须读的书,是很痛苦的事情。现在跟孩子们讲读书,大多数孩子会说烦死了。因为他们读的书是他们不太愿意读的书,比如数理化。这是令人遗憾的现象。”莫言曾捐给学校很多书,但学校却接受得并不那么“心甘情愿”,“学生要一门心思准备高考。该读书的年龄没法读书,我们到了年龄反而不愿意读书。”
离开学校后,莫言认为才具有真正的阅读自由。但随着书籍数量增多,选择本身也成为痛苦的事情。“我记得小的时候是没什么选择的,谁家有一部《三国》、《水浒》等几乎都知道,读得也有快感。后来书越来越多,这种阅读的快感反而越来越小。书越来越多,读书越来越少。
王跃文:我的作品一直被误读
携带《国画》、《苍黄》等9部新版作品亮相的王跃文,一上来就表示,自己一直被误读了。“称我的作品为官场小说,就是误读。有时我会调侃:假如粗暴的小说类型化概念成立,那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是渔业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犯罪小说。”
王跃文的笔下刻画了一批生存于政治生态中的人物,对权力重压下人性的异化也毫不留情地作了描写。“我的作品中对一些体制弊端的描述,并不希望读者去刻意夸大,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王跃文一直在写官员,写体制,但归根结底,他是要落到具体的个人和人性中。“我的小说,都不是绝对灰色的,更不是黑色的。小说中都有很温暖的人物,如《国画》中的梅玉琴,《朝夕之间》里的朱怀镜,《苍黄》里的李济运等,都是可亲、可爱的。”(本报记者 李 苑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