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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08月11日 星期六

    世经纵横·对中国国企投资“限、管、控”

    澳洲被“政治色彩”迷了眼睛

    《 光明日报 》( 2012年08月11日   08 版)
    图为澳洲最大的矿坑——卡尔古利金矿矿坑。

        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一直抱持怀疑和猜忌的心态。近来,随着澳在野的联盟党接连抛出其收紧外国资本投资的政策趋向,如何对待中国投资,特别是中国国企投资的争论,再度成为此间各界关注的热点。

        根据澳反对党领导人艾伯特7月在北京访问期间的有关表态和随后发布的相关政策讨论文件,如果联盟党在未来大选中上台执政,澳对外国资本,特别是国有资本的投资将进一步实行“限、管、控”。他宣称,支持中国国有企业在澳开垦处女地,例如新的矿藏或者农业项目,尤其欢迎中国政府在澳北部地区投资进行农业开发,但“中国资本最好远离现有的澳企业。”8月5日,联盟党又发表了一份上台执政后强化外资管控措施的政策讨论文件,主张加强对外国私人投资者收购澳农场的审查,扩大现有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规模,并大幅下调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干预门槛。根据该文件,联盟党政府将设置累计收购上限,亦即单一投资者多次分别收购土地,将依据其收购总量,来确定是否应向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报批。目前,任何由外国国有企业或主权财富基金提出的投资案,无论价值多少,均需经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评估其是否会与澳国家利益相抵触,但私人投资者除非收购目标的市值达到2.44亿澳元,且计划买下15%或以上的公司股权则无需接受审查。

        联盟党的文件提出,对于农场或乳制品农场的收购审查门槛,应当被定在5300万澳元,或者一家市值不低于2.44亿澳元企业15%所有权的价值,且以较低者为准。例如,一家市值2.44亿澳元的企业,15%的股权应值3660万澳元,低于5300万澳元,则应以3600万澳元为准。针对农业用地的收购案,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介入门槛将被斧削至1500万澳元,不管是单次收购还是累计收购。联盟党将保留现有的国家利益测试体制,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将从现有的4名成员扩大至7名成员,并至少包括一名拥有农业部门专业知识的人士。联盟党还提议与国有土地所有权办事处合作,制定并实施一项全澳性的外资不动产所有权登记措施。

        澳反对党的政策主张一出,随即引起各界强烈反响。澳联邦贸易部长艾墨森批驳称,“艾伯特实际上是在说中国投资在澳不受欢迎,不仅危险还很愚蠢”。他谴责艾伯特采取两面派的投资政策,当着中国官员的面说欢迎中国投资,背过脸又跟澳人说“中国人想来澳投资得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财长斯旺表示,反对党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言论令中国对澳的投资面临危险。他表示,“有一些能源业的投资符合我们的要求,能够在澳创造就业和财富。”外交部长卡尔表示,艾伯特是试图转向“全面禁止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许多中国公司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国家控制,限制国有企业在澳投资将会伤害到农场和矿业区的繁荣。中国在澳矿产业的投资确保了5000个工作岗位。联邦就业部长肖顿也对反对党限制中国国企收购澳企的政策方针提出了质疑。

        尽管如此,澳对中国国企投资的“限、管、控”实际上已经开始。澳工党政府在2008年就加强了针对外国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在澳投资的审查规定。当时的总理陆克文在北京访问时就明确表示,对涉及澳国家安全利益的投资,无论投资额多少,都需经由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批。随后,澳又进一步增加了批准外国国有资本在澳投资的条件。中铝增持力拓股份受阻常被此间舆论视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后来的五矿收购,也是在附加了多项条件的前提下才被批准的。8月7日,澳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负责人威尔逊明确表示,那些带着政治目的的投资“离远点”。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澳对中国国企的“限、管、控”政策是应因中国崛起并推出“走出去”和保障能源安全战略背景下逐步出台的。一方面是力争保障当地利益的最大化;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中国国企政治背景的猜测,并逐步演变成一种“中国控制论”的恐慌。至于中国国企到澳投资是否带着寻求控制的动机,或者只是“被强加”的猜测很难说得清楚。澳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对外国资本投资是否符合澳国家安全利益的测试,因审查过程不透明,很难排除其是否在判断中“过于主观”或者带着“政治色彩”。

        澳新(西兰)银行执行官史密斯呼吁政界人士明确澳对外资需求的程度。他说,政界人士有责任引导公众舆论,让公众明确什么对国家有益,但不应煽动民粹主义情绪。澳最大的牛肉生产商和土地拥有者澳农业公司执行官法利表示,不管中国投资是以国企形式还是私营身份,他们都必须了解、适应并遵守澳大利亚的环境。新南威尔士州长奥法雷也表示,由于对中国国企“缺乏了解”,澳人才对中国在澳投资产生了“毫无根据的焦虑”。澳毕马威中国财务咨询服务合伙人弗古逊表示,中国国企的投资主要是受利润的驱动而非政治上的考量,澳对中国国企的观念需要“根本性的转变”。他说,“进一步增加对中国国企的了解,将有助于澳对海外投资的审核以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现实是,中国国企在海外的投资,和其他跨国公司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

        (本报堪培拉8月10日电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陈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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