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文化传承之澜

    《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呈现在国人面前。

    这是一部厚重的《规划》。491种具有文化积累价值、体现国家水准，能传之久远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赫然其中。

    这是一部精心制定的《规划》。数十位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经历3年，近20轮论证，在2000多个候选项目中遴选，《规划》凝聚着众多学者的心血、期望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

    一个好传统

    制定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一个好的传统。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首任组长齐燕铭曾经谈道：“不进行全面规划，就无法做到有计划、有系统地把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按照我们的需要分期分批地整理和出版，就不可能分好缓急先后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不全面规划，也不能把全国有限的整理古籍的专业人才，合理地组织起来进行工作；不全面规划，就不能使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提高质量、迅速发展，在党的百花齐放方针指导下，适应社会主义科学建设事业日益发展的需要。”

    现任组长柳斌杰也多次指出，“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导向，按照轻重缓急，结合实际力量，分阶段、分层次都作出整理出版规划”。

    从1960年起，有关部门已陆续制定、颁布了6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这些规划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已达2.5万种，近年来年平均出版2000多种。一支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出版单位共同组成、具有较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初步形成。

    《规划》是我国的第7个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一部好《规划》

    2009年10月，《规划》制定启动。

    由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组成的专家组，根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经过14年整理而成的《中国古籍总目》进行梳理，列出各类珍本、善本和有重要价值的抄本等具有较高文化、学术、艺术等价值的版本，根据轻重缓急排出整理出版次序，经过多次讨论协商，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应重点整理出版的项目500种。经过3次论证，遴选出了206种骨干工程项目。

    与此同时，国家古籍办向各出版单位和各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下发了申报通知。此后，5次召开论证会，在2453个申报项目中确定了532个项目。

    对来自专家组和申报的738种项目，古籍小组办公室再次展开细致严密的评审和论证。根据国家当前古籍整理和学术发展的迫切需要，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推进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精神的要求，经过广泛听取全国古籍文献专家意见，综合论证，研究评议等程序，对已列入《规划》（征求意见稿）的项目再次甄别遴选，并增补专家推荐的部分项目。

    今年4月3日，古籍办组织召开古籍整理专项工作会议。35位专家组成员出席，对《规划》（草案）进一步论证审定，最后形成了收录491个项目的《规划》。

    对这部《规划》，我国古籍整理领域的专家学者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其确立了国家统筹规划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体现了学术性、科学性、前瞻性和权威性，对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宏观指导作用。

    多条新思路

    《规划》体现出古籍整理出版的新思路。

    ——有计划、有步骤地系统整理经、史、子、集等各部古籍，推陈出新，做好《新编新注十三经》、《皇清经解》、《全唐五代诗》、“新编诸子集成续编”等具有较高整理价值的基本典籍整理出版。

    ——全面梳理我国古籍资源、总结古籍整理出版成果的古籍整理基础性出版项目，如《中国总书目》、《海外所藏中国古籍总目》等；系统性地影印复制国内未见或稀见的重要古籍，促进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的整理出版项目，如《海外所藏中国珍稀文献丛刊》等。

    ——采用多种方式深入整理甲金、简帛、石刻、写本、文书等各类出土资料的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等；系统整理历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第一手档案资料的社会档案整理出版项目，如《孔府档案全编》、《徽州文书》等。

    ——全面整理数学、天文、历法、农医等科技典籍的出版项目，如《历代治淮文献汇编》、《中国天算古籍研究整理丛书》等；创新技术手段，推进古籍数字化的出版项目，如《二十四史知识分析系统》等。

    ——发挥精品力作的引导作用，自上而下规划一批具有文化积累价值、体现国家水准并能传之久远的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如《法藏敦煌汉文文献校释（非佛教部分）》等。

    几个新特点

    《规划》带给人们新感觉。

    ——古籍整理领域有新拓展，整理出版范围、种类和结构有较大的突破。艺术、文化、医学等各类典籍整理出版力度加大，首次在古籍整理中长期规划中增加了20个数字化项目，古籍整理出版呈现新业态。

    ——确定一批极具文化传承价值和学术价值，既注重学术总结性，又注重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大型项目，如中国科技大学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集成及数字化工程》。

    ——与国家古籍整理及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科研成果直接对接，反映出相关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规划》代表了当前我国古籍整理研究的最高水平，权威学者或权威学术机构承担的项目、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和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研究项目成为《规划》主体。

    作为一个开放、动态的出版工程，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每年都将检查《规划》的执行情况，建立淘汰机制，对不能按时完成或质量达不到要求的项目予以撤销，并根据形势发展和需要，适时增补新项目。

    一支强梯队

    《规划》的执行、落实，离不开高水平的古籍整理、出版人才队伍。

    在实施《规划》的队伍中，750余位专家作为项目主持人及主要整理人员直接参与项目的整理研究，其中拥有高级职称的整理研究者占88%，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台湾大学等120余所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医科学研究院等70余家各级科研机构和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30余家文博及档案机构。来自日本、美国、法国等国的科研力量也参与其中，全国70余家出版社承担出版项目。

    不少特大型、大型项目，承担整理和出版的团队以经验丰富的老专家牵头，以功底扎实的中年专家为主力，带动一批青年学者和编辑，形成了老中青结合、承前启后的古籍整理人才梯队。通过项目的实施，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将得到极大加强。

    （本报记者 杜 羽 庄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