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抵制低俗文化之风

    低俗文化的本质在于其低俗精神。抵制低俗文化之风，需要深入剖析“低俗人”的人性修养水平和内在精神状态，揭示低俗文化之风的社会文化条件，进一步厘清抵制低俗文化之风的思路。

    一、低俗文化精神标示人性的堕落；抵制低俗文化之风就要自觉坚守做人的底线，有效提升人性修养水平

    所谓人性，是指人所具有的各种属性的总和，是人之为人并同人以外的一切事物相区别的标志和依据。人性包括多个方面，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实践性和意识性的统一。人性有高低不同的层次之分，如人的社会性高于人的自然性，人的实践性高于人的意识性，人的自觉意识高于人的自发心理；人的理性自觉高于人的感性自觉，等等。所谓人性的提升或堕落，是相对于人的高级属性与低级属性的关系而言，相对于人的品格高下的变动关系而言的。人性是历史的、具体的、不断变化的，其变化的总趋势是提升的。但人性提升的历史轨迹不是简单的直线式，而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对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群体或个体而言，其人性的发展可能出现“逆转”和倒退，这就是人性的堕落。

    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所理解的人性，大多承认人性修养有高下之分。马克思主义之前，思想家们习惯于把人性归结为人的理性和道德，并把人性和动物性对立起来。在西方，柏拉图曾把人分为金质人、银质人和铜质人，以区分人品的高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都主张人的本质在于人有理性、有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周易》起就一直把不同品质的人划分为圣人、君子、小人等不同的格次；在传统的汉语言中，有禽兽不如、人面兽心、衣冠禽兽等成语，从理性的角度看，这些成语蕴含着人性高于动物性、社会性高于自然性的道理。尽管上述观点总体上都不懂得“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都体现着蔑视人性堕落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一旦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相结合，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就使当今中国现实的人品评价有了逻辑的和现实的依据。

    奢靡享乐、唯利是图以及去思想化和泛娱乐化的人生精神所以标示着人性的堕落，就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人之为人的标准，使人趋向于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其中尤以奢靡享乐的人生精神为甚。《尚书》云：“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孟子也告诫人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奢靡享乐的人生精神会直接诱发人的“精神返祖”，使人丧失礼义廉耻，不断降低做人的道德底线；不断激活和积累人的惰性，使人越来越精神懈怠、行为懒惰、萎靡不振、苟且偷安；不断放大人的贪欲，使人陷于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抵制低俗文化之风，就要自觉坚守做人的底线，有效提升人性修养水平。第一，要在认识上科学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做人”的问题，实现关于做人的文化自觉，增强做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化自信。“做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做人”的问题是任何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都要明确回答的重大问题。时下，有一种相对主义人生观，否认做人应当有标准、有底线，主张人活着“只要快乐”就行，甚至把人生调侃为“我低俗我快乐”，其实质是宣扬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人生观，否认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做人标准。这种观点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是十分有害的，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驳斥。第二，要在实践上发扬人之为人的核心精神，坚守做人的底线，塑造“真人”的品格。人性有别于动物性的根本标志是人的实践性和意识性，其中最核心的东西是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是勇于实践、不怕挫折、坚持不懈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周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厚德载物，表达的正是人性中的这种高尚。历史的整体进步和人的个体发展都不是自发的，而是人们不懈奋斗的结果；任何一个精神懈怠、情趣低俗的社会、民族、国家、政党或个人都是没有希望的。人生历程如逆水行舟，没有定力、没有坚持必然堕落；要担当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于那些有过成功和辉煌的人士而言，更是要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精神懈怠了，就会贪图享乐，不想做事也做不成事；就会不务正业、走歪门邪道。因此，精神懈怠是人性堕落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应当努力防范。

    二、低俗文化之风透示文化主体的道德精神陈腐；抵制低俗文化之风就要强固文化建设的道德之基，培育高尚道德精神

    道德精神是指价值观念、道德理想、道德信念、道德原则、道德意志等各种道德意识的总和，其核心是道德价值观。道德精神有高尚与低俗、健康与陈腐之分：健康向上的道德精神顺应社会进步、和谐的文化需要，是社会发展的精神推动力；陈旧腐朽的道德精神严重滞后于社会前进发展的进程，是制约社会进步、妨碍人性提升的精神阻力。道德精神的上述特点也决定其在社会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在当前，一方面，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另一方面，奢靡享乐的人生精神、唯利是图的职业精神、去思想化和泛娱乐化的娱乐精神等低俗文化精神也仍有市场。这种状况表明，文化领域“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现实矛盾依然存在，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党和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与某些社会个体或群体道德精神陈腐之间的矛盾。抵制低俗文化之风就要有效清除道德精神陈腐，培育高尚道德精神，强固文化建设的道德之基。第一，对我国道德发展的基本状况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不搞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文化精神功利化的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道德立场、道德观念的分化乃至对立，高尚精神坚守和低俗精神蔓延的并存，已经是不争的现实；理论研究上笼统讲人的道德本质是“自私”还是“无私”已经没有意义，需要的是对不同环境下出现的不同道德现象作具体分析。第二，进一步加大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思想道德建设的力度。要充分认识少数党政干部道德精神低俗陈腐的巨大危害：它是导致其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的最隐蔽的精神根源，对其他社会成员道德精神陈腐也最具诱导作用；由道德精神低下演变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重违法犯罪的案件频发现象，更是严重损毁党和国家的形象，严重冲击整个社会的道德自信。因此，官德不修必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要把“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具体化，努力阻止道德“不达标”的人进入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更不能“带病”提拔任用。要坚持“依法治吏”和“以德治吏”并举，既要对党政干部的违法犯罪坚决依法惩治，也要严加防范道德精神陈腐者的“犯罪风险”。第三，加强社会主流舆论对道德精神建设的正面引导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社会道德精神建设尤其需要社会舆论的积极引导。舆论宣传工作者要在秉持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同时，对社会上的各种道德现象做出合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的道德评价和舆论引导；决不能搞所谓的“价值中立”，甚至利用党和国家的舆论宣传阵地传播陈腐的道德观念，颠倒善恶评价、混淆公众视听。

    三、低俗文化之风显示社会文化系统内在精神的杂乱；抵制低俗文化之风就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健全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文化系统

    系统是指由各种不同的成分、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统一整体，内在要素的有机联系与合规律的有序运动是系统赖以维系的本质。一个和谐的社会系统必然要求其社会文化也是一个和谐的系统。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要求其文化系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健康、和谐、有序的文化系统。新中国诞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新中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封建主义的文化劣根依然存在，资本主义文化的现实影响更是来势汹汹；在历史文化遗留问题与现实环境结合的情况下，一些封建主义文化改头换面、“借尸还魂”，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文化粉墨登场，形成了一种封建主义文化精神、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和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同时并存的局面，使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地位面临严峻挑战。

    当前社会文化系统的精神杂乱主要有以下表现：其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封建迷信世界观等多种世界观并存。我国多年来坚持对党员干部、在校青年学生、社会团体工作人员等实行较为广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一大批社会成员赞同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但近些年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潮在干部队伍中未得到有效遏制；不信马列信鬼神的封建迷信和宿命世界观在一些地区和社会群体中蔓延；各种宗教组织及其信徒的超常规发展，各宗教场所与宗教活动在传统非信教族群中的不断扩张，大大挤压了科学世界观的宣传空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斗争不容忽视。其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存。某些涉及历史观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通过编造戏说历史而模糊历史真相、诋毁传统高尚人格、消解高尚民族精神，宣扬抽象人性论、爱情决定论、历史宿命论、历史倒退论等唯心主义历史观，表现出对唯物史观不屑一顾的心态。在一些旅游景点，关于历史古迹、历史名人、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说中，越来越多地渗透着令人啼笑皆非的唯心主义编造。其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并存。一方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等开展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社会成员的主体拥有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机会主义、宿命主义等各种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依然存在。其四，健康文明的生活文化模式与腐朽没落的生活文化模式并存。奢侈生活者群体与温饱生活者、困难生活者群体在衣食住行、经济文化消费、人际交往等生活方式、行为风气方面，基本形成了各自的“文化模式”。这些不同的生活文化模式往往在心理上格格不入，在生活空间上相互隔离，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与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的矛盾，成为社会文化系统不协调的现实标志。

    社会文化系统的精神杂乱模糊社会主义精神的价值取向，撕裂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精神家园”，动摇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地位，彰显社会文化的不和谐，助长低俗文化的滋生蔓延；使追求高尚者精神困惑、奢靡低俗者轻松惬意、处于精神发育期的青少年无所适从。因此，抵制低俗文化之风就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努力清除和抵制一切非社会主义的文化精神，建立健康、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文化系统。第一，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同经济法制建设和政治法制建设相比，我国的文化法制建设明显滞后，距形成文化法律制度体系还有很大差距。当前，“文化基本制度”需要一个完整明晰的表述，保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工作急需法律依据，互联网的管理有很多法律空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也需要法律的支撑，等等。文化法制建设要遵循社会主义文化规律和法制建设规律，根据现实需要，由易到难有序进行。第二，科学分析、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对从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传”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搞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全盘肯定、搞文化复古主义；在当前尤其需要正视和清除封建文化糟粕的现实危害。在对西方实行文化开放的大潮下，不能对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实行“兼收并蓄”；要采取有力措施有效防范和应对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加紧实施的思想文化长期渗透战略，警惕“意识形态幼稚病”。第三，坚持思想文化领域正常的批评和斗争。真善美同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是基本规律；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忽视或放弃正常的思想文化批评和斗争必然引起思想混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教训，也有过对思想文化乱象不敢批评甚至放任自流的“右”的教训；当前的重点是纠正对假恶丑现象不敢批评、批评不力、管理不严的问题。第四，进一步拓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抵制低俗文化之风，整肃和重构社会文化系统，关键是积极推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效挤压非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的传播空间。当前社会文化领域积累的问题多而复杂，解决起来困难很多，文化建设尤其是文化精神的整肃不可能一蹴而就。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策，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断创新诸如“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那样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意义的文化建设形式，并扎实推进、持之以恒、务求实效。

    （执笔人：周玉清、王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