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么理解政治与文化的。
一头非洲的大象和一头中国的大象见了面,不需要翻译做中介,凭直觉和气味,相互搭一搭长鼻子,很快就熟稔了。人是万物之灵,但两个陌生国度的人要成为朋友,先要熟悉彼此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落后国度的那一位可能还会产生微妙的自卑心理。让万物之灵显出这种脆弱的正是文化。没有文化的政治,其典型的理想国是大象的群落。脾气都好,欲望不强,生活慢节奏。食草一族,不危及弱小动物,身宽体壮,也天然抵御着野心勃勃的动物的入侵。
政治和文化不是双胞胎,草创阶段在一起,长大了各奔东西,各自娶妻生子。它们是互为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看着是两张皮,其实被一块血肉牵扯着。政治是热的,文化是凉的。政治导引社会,文化制衡社会。政治澄明的年月,文化散漫多姿。政治开倒车的时候,文化就成了骁勇的民兵或战士。文化什么都不是的朝代,政治基本上也是一塌糊涂。
《百家姓》是以前的开蒙读物,也是工具书。“赵钱孙李”是排序最前边的四个姓,不是因为这几个姓氏人口最多。《百家姓》成书在宋朝初年,是杭州一个老先生集撰而成的。宋朝江山是赵匡胤开创的,赵是国姓,自然排在第一位。钱和孙是一家人,宋之前的五代十国里有个吴越国,首善之地设在杭州,首任国王叫钱镠,最后一任国王的压国夫人姓孙。李有两种说头,一说尊唐朝的李姓,一说袭南唐的李姓。《百家姓》的排序是政治也是文化,赵家当朝皇帝,是政治第一。钱孙李三家是历史,是文化,喜新和念旧都是文化。
中国大历史里,有两个政治特别重视文化的“攀亲”例子。
唐朝是李家的,攀远亲,老子李耳就成了祖上,做了太上老君,《老子》一书也从唐朝起奉名为《道德经》。明朝的读书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是“四书”“五经”,但规定必须读朱熹疏注的。明朝的开国皇帝是朱元璋,宋儒朱熹就成了“跨朝代”的讲师团团长。皇帝攀起亲来,那是谁也拦不住的事。特别重视总比特别不重视要好一些,比如40年前的那一场“文化大革命”,中国遭受的劫难不只是濒临崩溃的经济,重要的是在文化上,甚至于一个国家人才成长的渠道和机制都给破坏了,所幸只是10年。
以前读过一句诗,“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这是文化牢骚,也是糊涂诗。不让英雄当帝王,让他去干什么?天下人都成了名士,国家也就是大象国了。
(作者为著名散文家、《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