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

    季羡林老去世已经三年了，如潮的纪念文章和活动渐渐远去，一切恢复平静，生活按照自己的轨迹进行着，一天又一天。正如季老自己说过的，没有伟大的日子和节日，那都是人们自己编出来的东西，日子就两天：今天和明天，过了今天，就是明天。

    得知季羡林老去世的消息，是在旅途之中。和别人一样，我关注季老去世的悼念活动，阅读有关季老的悼念文章，和与季老熟识的朋友谈论季老。以为这样就渐渐淡去，事实却并不如此。三年来，与季老生前交往的情景屡屡脑中再现、挥之不去。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季老还活着，有时他会和我交谈，这种感觉驱使我写下一点文字。

    季羡林老与出版

    任何一位学者、任何一位文化人都脱离不了与出版打交道。

    谈季老与出版，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是关于国家图书奖的评选。上世纪90年代初，新闻出版署为鼓励引导出版社多出有文化积累价值、学术价值和民族、少儿等优秀图书，设立了国家图书奖（现为中国出版政府奖），聘请了一批学者大家为评委。如：王朝闻、任继愈、卢嘉锡、路甬祥、邢贲思、叶至善、卢良恕、杨乐、金波、靳尚谊、沈鹏、常沙娜、陈建功、屠岸、邵大箴等等。季老虽然社会名望很高，但仍很看重评委这个头衔，他是评委会副主任，主持国家图书奖文学类的评奖。在他看来，书本身就是很高尚的，无论写书、出书、读书。季老很强调书的教化功能。他认为由政府来搞图书评奖，把最好的书评出来，推荐给社会，推荐给年轻人，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义，出版图书和推荐好书同样重要。当时讨论时评委都会发表意见，经常会有争论，有时还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美术组讨论齐白石的画集可否获奖，王朝闻老认为可能有赝品，不能获奖，而多数评委（有的还是王朝闻老的学生）认为如不能肯定指出其中哪一幅是赝品，应该先获奖，以后确定了再取消获奖资格。对此，王朝闻老很生气，站起身来唱了一段川剧，大意是“负心的人儿”，唱罢说，“我说的话没人听了，这里不需要我了”，然后愤然离场。第二天，朝闻老的气便烟消云散，脸上仍旧笑容天真烂漫，可敬可爱。季羡林老则是另外一种风格，无论争论如何激烈，他总是平静如水，耐心倾听，即使是针对他的观点发表了不同看法，季老也不愠不燥，从善如流，最后，他归纳、概括出大家的意见，精辟而又中肯，很能服人。

    季羡林老当时除了写书，也主编了不少书。一些出版社在送书参评国家图书奖时往往首选季老等名家大家的作品。这些图书的质量和影响都很高，但如果都入选，也会带来其他一些问题。因为当时参评的图书较多，而获奖的名额很少，季羡林老、王朝闻老、任继愈老等都主动提出他们编写的书不宜参评当选，这让评奖组织者及有关工作人员松了一口气，参评图书的出版单位却很失望。以后国家图书奖评审时，评委作品应当回避就成了一条评选原则。

    第二件事情是关于《大中华文库》的筹划与出版。这件事情是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时任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司长杨牧之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得到了当时宋木文、刘杲等署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我参与了编纂出版前期的一些工作。《大中华文库》的编纂出版，难度很大：一是选目，要从浩瀚的记载中华文明的典籍中选出百种左右能够覆盖并代表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作品；二是翻译，要先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再把白话文翻译为英文；三是资金，当时虽然列入了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但是当时国家并没有任何资金支持，需要组织若干家出版社自愿参与出版。记得当时，杨牧之、黄友义、马欣来、黄松等同志和我走访了许多学术界老前辈，季羡林老、任继愈老、杨宪益老、萧乾老、叶水夫老等，还组织了若干次座谈会，工作做得很细。这些学者、大家的评价，让我们对这套书的选择、翻译、出版树立了很大信心。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座谈会上季老的发言。那天季老讲的很激动。他说，“五四”以后的中国一方面是打倒孔家店，一方面是“拿来主义”，“五四”以后的中国一直是西学东渐，翻译了大量的、几乎所有的外国思想、文化和学术名著。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却很少翻译出版到国外。现在我们的国家经济上有实力了，但文化上还不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到了应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了。最大的贡献应当是思想文化的贡献，这个（指思想）是无国界的。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世界上却一无所知，这和我们国家不相称。因此，季老反复说，在这个意义上，《大中华文库》这套书评价再高也不为过。季老的讲话让大家很受鼓舞，也让外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初期参与工作的出版机构树立了信心。这套书历经20载，温家宝、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鼓励批示，新闻出版署和后来的总署几届领导班子全力支持，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出版资金的支持下，这套书终于修成正果，共出版近100种，翻译为英、法、德、日、韩等多种文字，去年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表彰大会，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有功单位、有功个人并对这套书给予了很高评价。季老等当时一批学者、大家的精辟分析、鼎力支持与鼓励，应和《大中华文库》一同载入史册。

    第三件事是季老与《传世藏书》。季老主编的书，大多数都是有重要文化积累价值、学术地位和质量均属上乘的图书。但也有个别例外。在90年代初有一家地方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超大型古籍整理图书，名曰《传世藏书》，请季老做主编。这部巨著有6亿多字，是大百科全书规模的好几倍，动机很好，也下了大功夫，听说当时在长沙的排字基地电脑都用坏了近百台。这部书由竖排变为横排，还有断句、标点、注释以及编校等诸多环节，但由于规模甚大，而编撰出版的时间又很短，一经出版问世，在引起很大轰动的同时，社会上也提出不少批评意见。据此，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对此书组织专家进行了编校质量检查，结果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图书差错率必须少于万分之一的规定（万分之一以上为不合格品）。但是，这套超大型图书已经印制完毕，也组织了一些有影响的宣传推介活动。在一次有中央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上，在季老和这家出版社以及投资方都在场的情况下，我介绍了编校质量检查的情况。这与当时座谈会的气氛很不合拍，与会的同志多从维护季老和出版社的角度谈了意见。但季老在这个座谈会上，自始至终没讲一句话。这件事，我心中曾有过些忐忑，季老对新闻出版工作很支持，我却在公开场合谈了对季老主编书的批评意见。这是以世俗的观点在看待贤者。其实，季老未入心中，也有可能赞成我们的观点，我却还在忐忑，如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一般。

    季羡林老的价值

    季老晚年，很反感别人称他是国宝。他诙谐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说我是国宝，我不是，大熊猫才是国宝。”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包括媒体，都称季老为国学大师，对此，我知道季老是坚决和公开反对的。但有趣的是，季老自己从未认可的大师头衔，却有人在很认真地讨论：季老究竟称得上称不上国学大师、国学大师应当写多少学术成果、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云云，甚至在季老逝世以后仍不绝于耳。其实，怎样看待一个文人的价值，不应该仅有著述这样一个标准。达尔文只有一个《物种的起源》，难道进化论对社会进步的价值就不大吗？社会科学在本质上与自然科学是一致的，以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为目的。以这个标准衡量，现当代能够达到季老成就者寥寥。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之。

    首先，关于社会和谐，季老有独特贡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道家都有关于和谐的阐述：“天人合一”，是道家思想，始于《周易》和《道德经》，在以后儒家阐述的也很多，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思想，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大变革和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一方面物质生活富裕了，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方面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以及不安定的因素增多了。这些问题是文化和思想才能解决的。但是许多学者并未认识到这个问题，讲社会和谐讲的最早、讲的最多、讲的最系统的是季老。从90年代初以来，我就在多个场合多次听季老讲这个问题。季老是一个很谦虚的学者、大家，从未过高评价自己，但在社会和谐观上，季老在晚年的口述史中这样讲道：“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中国文化以前都讲过，人自身的和谐是我提出来的，后来写进了中央文件。”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不久，召开了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温总理到会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是这样讲的：“这两年，季羡林先生因病住在三〇一医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学，每次谈起来，对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国像他这样的大师，可谓人中麟凤，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年的谈话中，他对我说，和谐社会除了讲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该讲人的自我和谐。我说，先生，您讲得对。人能够做到正确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荣誉、挫折和困难，这就是自我和谐。后来，我们俩谈话的大意，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这个讲话发表在《人民日报》2006年11月29日第2版上，我看到后很高兴，因为关于三种和谐的话，季老也曾和我讲过。看了报纸，当时我就给季老的助手李玉洁老师打电话，请她转告季老并找一下报纸。

    我认为，季老作为一个关心民族国家命运的学者，能够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提出治国安邦的观点并且被采纳，这是很大的贡献，也是衡量社会科学学者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

    第二个例子是季老关于东西方文化价值、趋势的态度与判断。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季老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了西学东渐、东学西渐问题。他认为，“五四”以后的中国是拿来主义，引进西方思想文化来拯救中国，现在西方虽然仍领导着世界科技、文化，但已暴露出很多矛盾与巨大弊端，人口爆炸、资源匮乏、臭氧层洞，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说：“自21世纪起，东方文化将逐渐取代西方文化，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济西方文化分析思维之穷，把全人类文化提高到发展到一个更高更新的阶段。”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观点一直是有争议的，激烈一些的认为季老的观点是“东化”。这种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很有影响的，当时我们打开国门，看到的是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文化，对西方崇拜是发自内心的，有点像第二次“五四”运动。许多大学生、青年学者倾心于西方经济、哲学、文化，对博大深厚的中国文化有兴趣者寥寥。现在，已经完全地转变过来了，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重新评价中国文化，更加热爱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甚至受到追捧，季老在几十年前属于辩论中少数派的观点，现在已被广泛认同。需要说明的是，当他是少数派观点、较为孤立时，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主张，而当争论远去，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被社会各方接受与肯定时，他从不旧事重提，未有一丝自得。其崇高品格与人格魅力可见一斑。这种对文化价值、文化趋势的前瞻性判断，需要从更高的层面俯视文化发展，需要有把握社会趋势和潮流的洞察力和大智慧，也需要有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勇气。这也是季老的重要贡献。

    （作者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