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土地证

    我的家乡无锡前洲镇，是1949年4月22日傍晚时解放的。那时，我在胶南中学教书，地处锡澄公路的边上，离江阴长江也很近。我是1947年与无锡国专的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的，但那时还是外围组织，直到1948年下半年，我才直接与党组织联系。1948年无锡国专毕业后，我就在前洲镇树德小学教书。1949年2月又转到胶南中学教书，这也是组织上派去的。去后不到两个月，4月22日下午，我亲见大批国民党军从锡澄公路上往南撤退，还拉走了我校的几个学生，之后就是公路上一片沉寂。到黄昏天黑时，解放军过江，从锡澄公路上跑步进军，直向无锡。我们在公路边准备了多处茶水，以迎接解放军，为他们指路。4月23日，无锡就解放了。我即于23日早晨，徒步走向无锡，找到了组织，当时就决定参加解放军，在苏南行署工作。这年8月，又到无锡市第一女中工作，这时我还是部队编制，还未脱离军籍。

    记得无锡解放后，当年下半年我的家乡就开始土地改革，我们的村子小，只有40多户人家，村子又贫穷，村名“冯巷”，别人就说是“穷巷”，全村没有富农，生活最好的也只是中农，所以土改完成得较快。1950年上半年，我回到家中，家里人就告诉我，村里的土改已完成，我与我母亲是一户，两个人（当时我还未结婚），我分到一亩八分多土地，一间房，我母亲与我一样，合起来是二间房，三亩多土地。那时我虽已在无锡女中工作，但还未脱军装，我是穿着军装回去的。当时土改虽已完成，土地证还未发下来，我匆匆又回到无锡，之后我再也未过问土改的事，到1954年8月，我就调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了。

    因为我出身很穷，又在家种了十多年地，而且每到秋天总要饿肚子，吃南瓜、金花菜等充饥，加上土改又分到了地和房子，因为中农和中农以上的人家，是不能分土地和房子的，只有下中农、贫雇农才能分到土地和房子。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家庭成分和个人成分会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到家里去看过土地证。想不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我第一个被批斗，开始还只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中宣部阎王殿的黑干将”、“刘少奇、周扬”等的“黑线人物”等等，想不到有一次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来找我，拿来一件草拟好的“文件”，要我签字。“文件”的内容说我的成分是“商人”，当时我立刻意识到要我承认是商人，是为了要把我打入资产阶级的行列，这样他们就可以更残酷地打击批斗我，给我定“罪”。我非常愤怒，就质问对方：你们有权改变土改时给我定的成分吗？再说我哪一天做过商人，你们拿出事实来。我告诉他，土改时我分得一亩多土地和一间房子，这该是什么成分！我坚决拒绝在他们捏造的“文件”上签名，他们被我反驳得无言回答，只好空手回去。

    但是，这时我还只是听说土改时我分得了土地和房子，却一直未见到土地证。最近，家乡为我成立学术馆，要陈列我的家庭历史，我问我的侄子当年的土地证是否还在，他说土地证早已经过运动找不到了，何况那时他还是小孩，他的母亲又在“文革”中遇难，所以连他也未能见到土地证。我即将土改时我分得土地和房屋的事告诉他，嘱咐他到当地的土地局去查档案。果然他从档案局查到了我分得土地的档案（见左图），档案上明确记着我是户主，我与母亲一户共二人，每人分得一亩多土地和一间房屋，连分得的土地的地名都写得清清楚楚，如“大墐头”、“环轮里”、“大秧田”、“秋猪里”、“棉花田”等等，别看土地的名称很多，但每块土地的面积都很小，所以连我母亲分得的加在一起，也只有三亩多地。而且这些地，我都很熟悉，至今还记得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那些地里干活的情景。如“棉花田”，实际上并不种棉花而是种的桑树，所以我家春秋两季养蚕，都要在这块地里采桑叶；如“大秧田”，是靠我家后门河边的一块田，是年年用来育秧的，等到秧苗育成后，都要在这块地里拔秧，然后插到大田里去。

    看到了这张土地证的存档，使我想到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艰难和辛酸，更想不到“文革”中我本人遭大劫大难外，红卫兵们竟会跑到我的老家去向诚朴的农民、我的家人施行威胁和恫吓，竟至造成惨剧。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无法统计的，也真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它的破坏性也是说不尽的，尤其是对人的心灵和社会道德的破坏，绝不是短时间能够修复的。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科学发展了，“神九”上天了，但是千万不能无视“文革”造成的国民心理素质的跌落，社会道德的跌落。我的忧虑，并不只是我个人的，我不过是千千万万怀此忧虑的人中的一个，我要呼吁，赶快医治我们的社会病态！从速提倡、恢复我们的社会传统美德！“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永远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永远要载入史册，不能让它模糊过去，要永远让它成为我们的历史鉴戒！

    2012年7月7日夜12时

    （作者为著名红学家、文史家、古文化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