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既和且平”的未来

    绝对和平观过度渲染经济和外交的作用，强调国家间矛盾可用经济杠杆和国际法来解决，甚至认为可以通过调节给予对方经济好处，就能促进谈判解决被占领土主权问题，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观念。

    所谓“和平”，顾名思义，既需要“和”，更需要“平”——没有“平等”和“公平互利”的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

    特邀嘉宾 国防大学 教 授 林 东 

    副教授 侯小河 

    不能关起门来守成摆脱朝代轮替的宿命

    讲武堂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病态发展，失衡的世界正陷入多地区动荡，中国也被深度卷入。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随着对外经济互动日益增长，自身发展也受到全球性消极和平的严重冲击，在一些地区，中国经济遭受了严重损失。经济发展空间日益扩大与安全空间日益萎缩的矛盾，使中国的和平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关口。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在此紧要关头，如何正确应对,关系到民族复兴的实现。

    摒弃绝对和平观

    人类的发展历史，是一部战争史，也是一部和平史，战争与和平相生相克。无可否认，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价值理念，绝对和平主义包含着合理的价值诉求。然而，绝对和平主义没有认识到国际关系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和战争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反对包括正义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必然陷入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困境。

    绝对和平观过度渲染经济和外交的作用，强调国家间矛盾可用经济杠杆和国际法来解决，甚至认为可以通过调节给予对方经济好处，就能促进谈判解决被占领土主权问题。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观念，既无理论依据，也无事实例证。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主动把占领别国的土地诚意奉还的先例，基本上都是“我占的不谈，只谈我没占的或我被占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看透与我主权争端国的现实主义与实力主义心态，点燃军事斗争的引擎，将之与经济斗争、外交斗争均衡展开。

    毫无疑问，战略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和平。但是在推行路线上却有积极的和平战略、消极的和平战略之区别，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有无明确的敌情观念，有没有确定的战略对象。冷战结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动不动就拿中国做假想敌搞联合军事演习。事实上，和平状态下不是没有敌人，而是敌人还没撕下和平的面具。所以我们不能磨灭自己的敌情观念。政治上的“非敌非友”认知，不能简单套用到军事上，如果一定要套用，那积极的和平战略认为，政治上的“非敌非友”认知，翻译到军事上应当是“亦敌亦友”。确立军事上划分敌友的标准应当是：谁把我当成假想敌，我就把谁当假想敌。谁占我领土主权，谁就是我的敌人。

    不能关起门来守成

    和平不是光有愿望就能实现的，因为和平是双方的事，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要和平发展，但世界上有人不安和平发展，霸权国家更不想让我们和平发展。所以，我们不能坐等天下太平，更不能关起门来守成。

    毛泽东主席在回顾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时，感慨地说，印度整了我们三年，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毛主席认为，为了和平做出忍让是必要的，以体现我们对和平的诚意，但事关领土完整、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忍让是有限的。忍让释放出来的善意一旦被误解为软弱可欺，并被错误地利用，则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必须靠军事打出好的和平局面。

    中国历史上不乏以让利的方式换取和平的先例，作为策略是合理的，但作为战略却无一成功。宋朝自太祖以下就实行强干弱枝、重商抑武的政策，直接后果就是将不知兵，兵不能战，空养百万大军，到了打仗的时候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从北宋到南宋都不得不采取花钱买和平的方针，对辽、夏、金输送“岁币”乞求平安。及至晚清，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最终也没有阻挡清廷的覆灭。放眼全球，不论古今中外，以牺牲国家利益换和平，无论是“以主权换和平”，还是“以安全换和平”，结果都是走向和平的末路。

    摆脱朝代轮替的宿命

    自古以来，维持和平的战略思想无非两种，一种是“内置武备而外修政和”，一种是“内修政和而外置武备”。历史无情地证明，“内置武备而外修政和”无不导致朝代轮替的宿命。中国朝代更替都反映了这一规律，第一代打江山，第二代以后守江山，结果国土越守越少，内外矛盾越守越多，基本不出百年就改朝换代，或被外族攻灭。再观今日之世界，萨达姆、卡扎菲之流内政不和，而对外迎合西方，乞求和平，结果作茧自缚。当今的战略形势也昭示我们，和平不是守出来的，而是与那些输出战争、制造动荡的国家斗出来的。

    以史为镜，我们应当继承和发展“内修政和而外置武备”的积极和平思想，国家安全形势才能从更大范围内提升改善。

    所谓“和平”，顾名思义，既需要“和”，更需要“平”。没有平等和公平互利的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国际和平学创始人约翰·加尔通认为，传统意义上“没有暴力冲突或战争（直接暴力）”的和平只能称为“消极和平”，既无直接暴力又无间接暴力的和平，才是“积极和平”。间接暴力可分为“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结构暴力既包括资源分配上的不公正，也包括权力分配上的不公正。当今国际体系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结构暴力的典型特征，而西方国家利用传媒优势和话语霸权垄断国际舆论，则为文化暴力提供了注脚。因此，消除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暴力，只是打通了和平的通道，只有实行平等协商、共享和平红利，积极和平才能实现。

    而今，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扭曲的国际秩序中，一些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以投机心态维持消极和平，不正当地牟取利益。这对中国来说是“和而不平”。“和而不平”不是和平，至少不是中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只有当中国的海外国民不再担心所在国发生排华事件时，当中国的渔民不害怕去南沙捕鱼时，当中国的大小石油公司踊跃去开海造“田”时，当占我海土、窃我海权者由衷地产生畏惧时，这才是积极的和平状态。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振臂高呼：“呜呼！今日之世界固所谓‘武装和平’之世界也。列强会议，日言弭兵，然左订媾和修好之条约，右修扩张军备之议案。盖强权之世，惟能战者乃能和。”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毛泽东主席向友军直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和平方针。事实证明，毛泽东“武装和平共处”的军事辩证法是过去、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的铁的真理。